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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美國像對待日本一樣支援這些國家的民主，但是朝鮮的侵略使美國決策者的態度向右急轉。他們為了換取新加坡、韓國和臺灣地區堅定的反共立場，接納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專制政權。儘管如此，經濟效益還是隨之而來。1960年，新加坡成為美國第七艦隊的主要駐地，不只是它的船舶基地，還為其提供修理、休息和娛樂的場所。除此之外，美國從未動搖過它支援經濟發展的信心，它向韓國和臺灣地區輸送了資金和專家。亞洲四小龍都有由技術專家和市場擁護者組成的政治核心，他們憑藉壓迫和鎮壓，使他們的政治編好隔絕了國內的批評。這些國家還發展了並肩作戰的共產主義鄰居，幫助它們的領導人壓制異議。在他們的操控下立法機關一直處於弱勢，政治行動的空間因此留給了強勢的管理者。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韓國和臺灣地區日趨民主。

第24節

在經濟崛起的過程中，四小龍拒絕了進口替代政策，它們決定促進出口。“決定”是個正確的字眼，因為它們的政治領導人確實是這麼考量和規劃的。在任何情況下，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國內市場都很大，可以支撐它們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所需的經濟規模。經歷了最初的失敗以後，這些國家建起了自由港口，成了“超級出口國”，它們的出口從傳統的服裝、紡織品和鞋襪開始，然後轉向了計算器和彩電等消費電子產品。韓國甚至還生產鋼鐵產品。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習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放開了進口商品的市場。到1980年，這些國家的出口在它們GNP中的佔比都超過了50％，與之相比，美國的僅為8％，日本的僅為16％。變成出口國自然也需要資金和工人。因此，這幾個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的人口密度成了它們的資產，它們的人民願意學習勞動密集型產業複雜的生產流程所要求的技能。這四個國家或地區的國內儲蓄率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約20％，所以一旦做好了準備，它們對外國援助投資的依賴就會越來越少。它們特定的優勢組合雖然不容易複製，但是藍圖卻非常清晰：出口、教育、創新，在世界經濟中找到自己的有利位置。

因為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和韓國是在同一時間、同一區域內成功——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是20世紀50年代，新加坡和韓國是20世紀60年代，所以，它們的相似之處似乎比它們的差異更為重要。當然，差異也值得注意。香港在1997年迴歸中國以前一直由英國進行殖民統治。1965年，新加坡從馬來西亞逐出時還是貧窮的城市。現在，新加坡之父李光耀（LeeKuaYew）在評述新加坡的巨大成功時，稱其為“第三世界區域內的第一世界綠洲”。對香港也可以說同樣的話。朝鮮半島與越南、德國的共同點是它們都曾分裂為共產主義和非共產主義兩個部分，但是朝鮮半島又不同於德國，因為它現在依然是兩個國家。臺灣是中國的一個島嶼省份，它的生存環境也很危險，1949年，共產黨奪取了中國的政權，逃離大陸的國民黨在臺灣執政了很長一段時間。新加坡堅持專制，整合了最多樣化的人口，包括中國人、馬來人，還有信仰天主教、印度教和錫克教的印度人。而其他三個國家或地區的民族人口則比較類似。

在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韓國的非凡成就中，天時、地利和運氣發揮了部分作用。兩大工業巨頭日本和美國對亞洲四小龍的成長也有積極的影響，20世紀60、70年代，它們的GNP年均增長7％~9％。日本和美國兩個“甜心老爹”為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的產品提供了大市場，還為它們注入了投資資本。亞洲四小龍趕上了消費電子產品和電腦行業爆炸式增長的熱潮，部分是因為日本當時正在挑戰美國的統治地位。美國德州儀器公司（TexasInstruments）在臺灣設立了它的半導體海外組裝工廠。過了沒多久，美國就開始從臺灣進口較小的外圍裝置和元件。臺灣也生產主機板、顯示器、鍵盤、掃描器和膝上型電腦的主要外接產品滑鼠。香港和韓國也開始投入這些生產流水線的運營，尤其是韓國的半導體生產線。新加坡在美國主導的個人電腦市場上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成了大部分美國電腦磁碟驅動器的供應商。韓國和臺灣的出口生產則更多地轉向了消費類電子產品等技術密集型產品，因為在20世紀60、70年代，這兩個國家或地區已經培養了一批消費電子產業熟練的勞動大軍。

這些國家制定了遠景規劃，儘管時有混亂，但是它們很幸運，它們享有的秩序與和平使它們的規劃可以不斷完善，逐漸成熟。這些政府在公用事業和通訊系統上的大量投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