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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相公堂子到徽班進京（2）

那時候，戲班子住的地方，被叫做“大下處”，和末等妓院被稱為“下處”相比，只不過多了一個“大”字而已。說明那時候戲子地位的低下，娼優是並列在一起的，而且優還排在了娼的後面。在相公花繁事盛的程序中，乾隆帶四大徽班進京，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四大徽班住進了八大胡同，一般都將自己的私寓命名為堂，比如梅蘭芳祖父梅巧玲的景和堂、程長庚的四箴堂、朱小芬的雲和堂、徐小香的聞德堂、譚鑫培的英秀堂、時小福的綺春堂、餘紫雲的勝春堂、劉趕三的保身堂。眾多的“堂”中有的逐漸演變為“堂子”，和八大胡同原有的相公堂子相輔相成。於是，“逛堂子”和“逛衚衕”，成為那時的流行語；“歌郎”和“相公”，也成為一時的同義詞；捧戲子、喜歌郎、玩相公，便成為了那時去八大胡同的三級跳。可以說，自此之後，八大胡同才形成了規模，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八大胡同格局與走向，基本還是乾隆時的樣子，並無太大的出入。

男妓成風，一直綿延到清末民初，民國時期秦瘦鷗的小說《秋海棠》裡軍閥霸佔戲子的故事，是其迴光返照。所以齊如山先生就一準兒地認為，那時“韓家潭一帶沒有妓院，可以說都是私寓”。私寓，叫白了叫“相公堂子”，當地人的白話說是玩“鴨子”，其實就是同性戀交遊的地方。齊先生的話應該是屬實的，因為京劇名宿田際雲在1911年和1912年，先後兩次呈文政府，要求取消韓家潭的相公堂子，說明韓家潭確實是男妓叢生之地，一直到民國初年還相當猖獗。據說，韓家潭的相公堂子，大門裡面掛有一盞角燈，燈內絳蠟高燃，金烏西墜一般，很是特別，只要一看有這種燈，必是相公堂子無疑，那是它的招牌。

可以看出，如果說明代即有了八大胡同的影子，還是因有玉堂春這樣的妓女存在而打下了基礎；到了清代，八大胡同的最初興盛，首先得益於相公，而不是得益於妓女。妓女真正佔領了八大胡同併成為八大胡同的主角，是光緒中期之後的事情了。那時對於嫖妓的懲罰，拘留十來天，罰金幾塊錢，已經是流於形式，形同虛設。法律的鬆動，政策的調整，風尚的變化，供需關係的市場自然法則，讓八大胡同漸漸成為了妓女的天下。

銷金窟、風流地、時代的凹凸鏡

當然，如果仔細分析八大胡同形成與發達的原因，並不僅僅是乾隆下江南帶回四大徽班之後帶動了相公堂子的發展，那樣的簡單和外在，它還應該有其獨特的歷史因素的作用。

其中主要的內在原因，在於清朝為穩固自己的統治，在順治五年（1648），下令居住內城的所有漢民官員一律遷到外城去，每間房子摺合銀子四兩；以後在康熙十年（1671）又禁止戲園茶肆酒樓飯店和妓院在內城開設；於是，漢人住的會館、宅院，開的買賣、茶園、戲樓，都集中到了前門一帶。商業的發達，名人的聚集，使這些娛樂業自然地投其所好，也都開在了前門外，離著皇城最近的地方。八大胡同，才日益興盛了起來，由它所繁衍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的故事，才不緊不慢地展開了它的畫卷。

我們可以看到，政治與經濟的因素在其中起著很大的作用。鴉片戰爭之後，口岸通商，外國資本主義長驅直入，進一步刺激著商業的發達，直接影響著娛樂業。1901年，慈禧太后修建了前門火車站，全北京的交通中心在前門，下了火車，離八大胡同只有一步之遙，來去更為方便。清政府軟弱無能，被外侵內患搞得焦頭爛額，正事已經管不過來了，當然，就更顧不上康熙爺禁妓的明令嚴律，下面自然更是走馬章臺，尋歡作樂，世紀末的及時行樂主義靡靡之風盛行，風氣敗壞，道德淪喪，連同治皇帝都熱衷於微服私游去逛八大胡同宿娼嫖妓，以致染上花柳病而早亡。就難怪當時有人作詩諷刺大才子袁枚八十歲高齡還要狎妓了：八十衰翁用白粉，惜花心在老逾殷；哥舒半段槍無敵，專救人間娘子軍。

可以看出，經濟的發達，政治的衰敗，都從不同的方面促進了八大胡同的發展。八大胡同的畸形發展，和畸形的經濟與政治相輔相成。八大胡同開放的是一朵莎樂美式畸形的惡之花。

這樣暖風燻得遊人醉的輝煌墮落場景，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初，達到了八大胡同的鼎盛時期，成為它的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