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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去對付，因為面臨著更加棘手的局面要對付。10月26日，原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中國哈爾濱與俄國代表商討日本吞併朝鮮之事時，被朝鮮人安重根刺死。這個訊息傳來，很多中國人拍手稱快，因為伊藤曾經逼迫中國簽訂《馬關條約》，要挾割讓遼東半島，深為民眾所恨。

“大哥啊，這伊藤是死了，我這麻煩可就多了。”葛洪義很是發愁。

“是不是革命黨的事？”

“你說的一點不錯，同盟會會員大受鼓舞、蠢蠢欲動，各種情報越來越多。”

“他們要在東北展開暗殺嗎？”

“那倒沒有，只是活動越來越頻繁了，我怕引起錫良的警惕啊，這傢伙對我不是很信任。”

“這倒是個問題。對我們來說，鎮壓是不行的，那樣我們就是反革命，站在了歷史的對立面；可是放任的話，真怕他們鬧出動靜來，倒落得我們先成為清廷的犧牲品。”

“騰龍社來報，已發現同盟會遼東支部活動據點和參與人員，據說連宋教仁都來過了。”

“咱們真要是甘心做鷹犬的話，恐怕這歷史又要改寫了。”秦時竹說，“我給你八字方針‘靜以制動，坐以觀變’，哪幾個鬧騰的最囂張的，抓起來逐出奉天，有名的要警告一下，不許亂說亂動。錫良那裡千萬不能讓他抓住把柄。我和大黑的兩路你要注意觀察，千萬別讓同盟會滲透進來，給我們搞個起義就被動了。”

“那萬一已經滲透了呢？”

“不要聲張，把名單報給我，讓其復員回家！”

“好，此是釜底抽薪。”

“現在我們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一定要小心，千萬注意錫良的動靜。實在不行，我們提前動手，來個奉天首義！”……

立憲運動的深入開展使得立憲派的活躍分子差不多都成了諮議局議員，他們覺得具備了不同以往的發言資格，而攝政王載灃為穩固自己的地位，正極力標榜開明，多次重申堅持立憲的宗旨，立憲派抓住這個時機，又發起了國會請願運動。這一次由江蘇諮議局帶頭髮起，當選為議長的張謇出面聯絡各省諮議局，由江蘇巡撫瑞澂出面聯絡各省督撫，分別請朝廷速開國會和速設責任內閣，張謇還發表《請速開國會建設責任內閣以圖補救意見書》進行鼓吹。12月間，奉天、吉林等十五個省五十多名代表陸續到達上海，組成了國會請願團，推直隸的孫洪伊為領銜代表。禹子謨也去了，不過他的主要使命不是請願而是和張謇進行商業往來。遼陽公司已經成功製造出棉紡織機器，張謇在江蘇有大宗紡織產業急需擴充，由於遼陽公司的機器價格比進口貨便宜，質量也好，雙方一拍即合，簽訂了價值50萬的合同。在他的帶動下，江、浙一帶的紡織業紛紛購買用於更新或擴大原有裝置，禹子謨可稱得上滿載而歸。

不幸的是，作為議員，他參與的請願活動卻失敗了。國會請願團於1910年1月16日向都察院遞交了請願書，還分頭拜訪各王公大臣，請求他們襄助。這些老於世故的官僚對議員們倒挺客氣，但一提到實際問題，就全部打哈哈應付。1月30日，清廷釋出上諭，對代表們慰勉一番後宣稱：“籌備既未周全，國民知識程度又未畫（原文如此，通‘劃’）一，如一時遽開議院，恐反致紛擾不安，適足為憲政前程之累。”拒絕提前召開國會。

1909年底，陳宦終於做成了二十鎮的統制。次年初，錫良把第二混成協（是多兵種合成旅，相當於鎮的縮編，約5000人）調到奉天城郊的北大營，起先協統是王汝賢，後來換成了藍天蔚。關外新軍的力量日見強盛，由於陳宦、吳祿貞和藍天蔚都是湖北人，當時人稱“關外湖北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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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節　飛機

今年的戰略會議籠罩在一陣壓抑的氣氛中：

“弟兄們，現在形勢很不好，我們大都要夾著尾巴做人。”秦時竹理智地說，“這並不代表我們害怕清廷，而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損失。這是黎明前的黑暗，一定要挺過去，從現在算起，距離辛亥革命只有一年半了。不要看現在他們有多囂張，將來一定要百倍的還給他們。大黑你首先說說軍備情況。”

“兵力上為了保持低調，各營規模保持不變，但是訓練一直抓的很緊；武器方面，製造局現在生產的槍支優先配給了新軍，除了馬占山打蒙匪時獲得的那批槍支外，我們基本沒有撈到油水；飛艇部隊擁有了2艘小飛天，6艘中飛天，4艘大飛天，編成兩個艦隊，特種兵部隊也相應分為兩個突擊大隊，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