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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師了。自己這幾年為學小有成果，有些飄飄然了。一看張先生，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此話實在不假。有一次閒談中，我們替張先生鳴不平，說他命運實在太坎坷了，當了那麼多年右派，現在在國外生活也頗不穩定。如果命運公平一些，還不知道是什麼光景呢！張先生則輕描淡寫地說：“我可不這麼看。我當右派屬於走運了。看看當年的北大，沒有當右派的人怎麼樣呢？他們每次運動都要出來衝鋒陷陣。不少最後被搞到梁效裡面。哪裡還能做學問？我被關在圖書館裡，多少還看了幾天書。後來恢復正常才有點東西可以教給學生。現在我要是在國內，當然也是會如人所說成為個權威泰斗什麼的。可這種大驕子對我有什麼意義呢？還不是一天到晚開會吃喝？像現在這樣在外面東奔西走，對各國學術有機會觀察。特別是在法國那幾年，對年鑑學派什麼的，有現場學習的機會。”另一次他私下對我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上天如果多給我幾年，我也許會把所學歸納總結出來一些。如果不給我那麼多時間，所學所知也就跟著我走了。但這又算什麼呢？看看歷史，許多飽學之識都是這樣，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存在。留下東西來的人也許算是偶然。這些我早看開了，能夠平淡對之。”

所謂寵辱不驚，說的就是張先生這樣的人。這也是我心目中的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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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如何逃課作弊（1）

我如今在大學當老師，對逃課、作弊的事情非常不能容忍，有一次監考，甚至跳到講臺上面，居高臨下地觀察是否有人偷看，弄得底下的學生面面相覷、互相吐舌頭。可是，四分之一多世紀以前我在北大時，卻是個逃課大王、作弊大師。不過對這兩點，我的內疚都十分有限，甚至還挺得意。

我並非行為不端的學生。相反，在一些老師和同學眼裡，我恐怕還屬於嚴肅向學的。甚至有同學預測我未來會成為學者。可是，大家都知道我逃課。室友們也知道我考試偶爾作弊，他們有時還給我一些配合。

為什麼要逃課？道理很簡單。第一，當時的課不如現在，大多數都是必修，只有到高年級才開始選修。前兩年，全班如同一條流水線上的產品。我那時志向不同，希望轉學歷史，中文系的課就成了緊箍咒，非逃不可。第二，當時的政治課實在太多了。比如哲學、政治經濟學、*黨史這三大件，全校都必須學，而且內容有許多中學就學了不止一遍，高考也死記硬背過。現在又來一遍，沒有人不煩的。記得當時經濟學家于光遠先生到辦公樓禮堂做講座，他說了一句“建議大學取消政治課”，頓時全場掌聲雷動。可見民心所向了。我還必須加上一點：中文系外面看著時髦，大家張口閉口“純文學”，但課程設定其實有許多還是政治課性質的。比如“文學理論”，“馬列文論”，一天到晚就是“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政治課在文學領域的具體演繹。還有門“民間文學”，滔滔不絕地講的是勞動人民創造歷史和文學的大道理。把這些加在一起算算，全上下來會消耗多少時間和精力？這麼讀實在讓人有一種“入土”的感覺。

不過，當時的一個好處就是班級大。僅文學專業就53人，而且大部分時間還和三十幾人的漢語班一起上，幾十人擠一個階梯教室，老師也不知道誰來誰不來。另外，當時“*”剛剛結束，考進來的都是天之驕子，非常知道珍惜讀書機會，上課很少不來的。幾個人溜走，一般無傷大雅。特別是政治課，因為是最大的公共課，規模也是最大的。不僅不同專業的學生一起上，有時還和外系學生到大禮堂上過。這時逃課就更方便了。在逃課的全過程中，心理狀態會逐漸發生變化。比如剛逃課時，逃一次就覺得自己賺一次。但逃到後來，就覺得不去是自己的天賦權利，去一次就覺得自己虧一次。所以，逃課總是越逃越兇，甚至有些每週上兩次的課，我一學期就去過兩三次（包括考試）。最初考試前的總複習還去，後來連這種課也懶得聽了。

一個學期不上課，考試矇混過關按說比較困難。其實未必。第一，政治課千篇一律，而且不知道已經是幾進宮了，你不可能完全不會。只要不圖得優，一般都能安然過關。第二，實在不行，同學還可以幫忙。關鍵是要坐在努力學習的同學邊上。在階梯教室裡幾十人考試，老師只長了兩隻眼睛，盯不過來，下手很容易。

我考試作弊並非沒有基本的道德準則。我只是政治課作弊，其他課不管怎麼不喜歡，從來是隻逃課不作弊。記得中學最好的朋友同年考到浙江大學建築系，考試作弊被抓住，捱了處分，記入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