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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人不一樣了呢？你這種話真要到西方去說，讓人聽了會笑死。這實在太天真了！”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語”（8）

我沒有出過國，也不懂任何外語，在這方面自然說不過他，於是把話題轉到中國：“中國的問題，不靠知識分子靠誰呢？如果不靠知識分子，你說該怎麼辦？”他攤攤手：“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以後怎麼辦我怎麼會知道？我只不過讀了幾年書，研究過幾箇中國人而已。我看，中國的一個大問題恐怕是知識分子太具有壟斷地位了。古代知識分子靠科舉，有了許多特權，也產生了許多*。你說“*”知識分子受*。其實那時誰不受*？主要是知識分子壟斷了輿論，吃同樣的苦但叫得比別人兇。現在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地位已經很高了。你看著吧，他們首先會給自己謀利益，把自己的日子弄好的。”

我們誰也說服不了誰。而且似乎都很討厭對方的觀點。但是，我們彼此不但很尊重，而且特別喜歡交流。畢業後，他在紐西蘭和澳大利亞先後拿了教職，回來訪問了幾次，我們還都見面敘舊。後來我還採訪了他，把他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看法總結了一下，以對話的形式刊登在《文匯月刊》上。那時他已經轉向研究中國當代文學了，其中還寫過幾篇批判劉心武的文章。我在《北京晚報》當編輯期間就認識劉心武，關係算比較熟，曾表示可以介紹他們認識一下。他則謝絕了。他說：“我從來都回避和被研究的物件見面。大家見面一吃飯，成了朋友，以後還怎麼研究呀？那隻能說好話了。”我說學者恐怕可以超越這些吧？他則說學者和一般的人一樣，根本不會超越這些。知識分子圈子小，平常見面，吃吃喝喝，都是朋友。所以他們早就形成了一個利益集團。他則儘量待在這個集團的外面，希望由此獲得一些客觀性。

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期，我越來越被他說服，開始對知識分子有了些反省，思考知識背後的利益。到了美國以後，我則更切實地體會到*社會中一直有反智主義的傳統，而這些傳統雖在許多時候會有禍害，但沒有這種傳統則禍害更大。這也最終導致了我現在在中國提倡反智主義。和雷後來偶有通訊，最終則基本斷了聯絡。他現在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當教授。在澳大利亞應該是相當有地位的中國學家了。

可惜，雖然我在留學生樓學到了不少東西，也交了朋友。但是，我和兩個美國同屋的關係則很快惡化了。

當時留學生宿舍的規矩是一個外國學生和一箇中國學生一個屋。我進去時，因為房間少，成了唯一一個和兩個留學生共用一個屋的學生。兩位同屋都是美籍華人，一個姓劉，一個姓陸，和我大致同年。我來時他們很熱情。不過宿舍的格局他們已經佔好了。兩個人都在靠裡的位置一人佔據房間的一端，中間用書櫃、衣櫃隔開，很有隱私性；屋子一進門的地方漫無遮攔，成為我唯一可佔的地方。我當然並不介意。因為我在原來的宿舍床就擺在門口，現在的條件已經好多了。

不過，這三個人的局面，從一開始就出現問題。老實說，現在我在美國已經生活了14年，這樣的美國人還真是沒有碰到過。也許是因為和人家的生活距離從來沒有這麼近過吧。比如，我一搬進去，那姓劉的就對我說姓陸的壞話，甚至陸的女友是黑人也成了攻擊的物件。姓陸的也不含糊，說姓劉的如何不成器、姓劉的哥哥太傲慢，等等。我當時是個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者，正讀五四一代“改造國民性”的高論。可是在這裡一對比就明白，在中國同學的宿舍裡，儘管條件非常差，人要厚道多了。這兩位“老美”，一上來就鉤心鬥角。那姓劉的還教我：他們在美國大學的宿舍中，一旦發現同屋不合意，就裝出神經兮兮的樣子，把同屋給嚇走。因為在美國買槍很容易。大家一想到校園兇殺就嚇破了膽。做人如此下作，實在也算我倒黴了。

本來，他們彼此之間鉤心鬥角與我無關。但是，馬上我和他們的衝突就變得更大，使他們聯手來對付我。三個人分享一個屋，本應該尊重大家的生活習慣。可是，他們半夜12點在我睡覺以後仍然不停地有客人。特別是夏天很熱，屋裡沒有空調，睡在床上幾乎是赤條條的，突然西語系的女生進來，這有多麼狼狽！我提出抗議，慢慢矛盾越來越大。他們想把我請走，採取了各種手段。比如，劉開始裝神經病。我不在時，他們把我檯燈的電線切斷，當然還有在我睡覺後帶更多的朋友來宿舍，在我沒有醒時大聲放音樂，等等。鬧得隔壁的雷金慶也和我說：你那兩個同屋很熱鬧呀！

這樣下去，我當然無法支援，找到留學生辦公室要求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