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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留在屋裡不受打擾地自習。這種條件，不僅自己滿意，其他同學也都很羨慕。更不用說，這裡洗澡方便，本樓層就有浴室，不用去學校澡堂人擠人地排隊。看電視的條件也非常好。至少電視間人少，有座位。不像在原來的宿舍，兩層樓一個電視間，要自己帶椅子去。　。　想看書來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語”（7）

我對留學生樓印象最好的，還是禮讓的文明。這對我而言是非常新奇的經驗。比如，我進樓門時，前面有位留學生，他即使兩手都提著東西，也會把門開啟，用腳把門頂住，等我過去後再關門進去。我第一次受此“禮遇”實在受寵若驚，以後自己也馬上學會：進樓門時，只要意識到後面還有人來，就把門開啟讓人家先走進去。這是留學生樓裡不成文的規矩。後來到了美國生活，也知道這是美國社會從小就培養的規矩。不久前系裡的秘書還跟我說，她要求自己十歲的兒子在公共場所進出時注意身後有沒有人，如果有就必須給人家開門。小孩子有時候大大咧咧地忘了，她就會動火。可見這種文化的草根是多麼深。我當時覺得這實在是個良好的習俗，希望能在中國推廣。週末去王府井百貨大樓，也試圖給人家開門禮讓，結果發現這樣下去我一天也別想進去。北大如何呢？許多我們這代北大人都有這樣一個信念：要改造中國，就從北大開始。如果北大也改造不了，就別想改造中國了。於是，我去圖書館時，就開始試行給後面的人開門禮讓。可惜，大家行色匆匆，你一開門人家趕緊就搶先進去，連句謝謝也不會說。有的人還奇怪地看看你，好像你的行為有什麼問題。這也使我對北大人感到有些失望：小小的校園，存在著兩種文化。留學生樓就在校園的中心地帶，和中國學生宿舍僅一兩個樓之隔。可是，大家到留學生樓時就成了禮讓的君子，回到中國同學的領地則馬上又當仁不讓起來。也許大多數同學平日不去留學生樓，眼不見心不煩。而我住在裡面，每天要面對這兩種不同文明的對比，並且無力改造我們中國人的世界。這當然有些令人沮喪了。

我和留學生交流最多的，就是住在隔壁的澳大利亞留學生。他的中文名字叫雷金慶，也是華裔，三十多歲，當時在研究中國思想史，在北大算是湯一介先生的交流研究生。他不去上課，就是要把書給寫完，每天在宿舍打字。我只要留在宿舍，幾乎就能聽到隔壁的打字機的聲音（那時還是前電腦時代，打字機也是在他那裡第一次見）。

可以說，在北大四年，雷是對我的影響最大的人之一。我現在在中國提倡“反智主義”，應該說最早是從他那裡得到的思想啟蒙。當時“*”剛剛結束，知識分子擺脫了“臭老九”的地位，全社會提倡“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信奉“知識就是力量”，“提高知識分子地位”成了當務之急。我則更是受五四啟蒙主義的影響，認為知識分子在知識上、思想上、道德上都是先知先覺，負有喚醒和教育整個民族的使命。懷有這樣的救世使命的知識分子，幾乎是唯一的能夠超越個人利益、為全社會的福祉而奮鬥的階層。魯迅就是這樣一個道德榜樣。上述這些信念，對我來說幾乎是不容置疑的真理。見了雷，我也大談自己未來改造中國社會的理想：先是參與塑造北大的精神；大約十幾年，我們這些北大人就會不斷佔據社會重要的崗位。那時，我們就具有啟發和改造國民的權力。中國會由此變個樣子。

我自以為我把握著解決中國問題的鑰匙。雷則非常不以為然。他從來不注重理論，觀點非常平白：“你怎麼覺得知識分子就那麼靠得住呢？知識分子和一般人一樣呀。他們一有機會，就會為自己謀利益。如果他們比其他階層得到了最不受節制的信任，他們就會比其他階層都*。看看中國古代透過科舉上來的知識分子，難道他們不貪汙、不*嗎？他們恐怕比其他階層更*吧。”我急忙爭辯：“知識分子如果具有獨立人格，就會擺脫現實的利益而追求知識和真理。古代中國是個專制社會，知識分子不具有獨立人格。而現代西方社會的知識分子有獨立人格，就會不斷為社會生產先進的思想，而不是追求個人利益。這就好像你以後到了大學當教授，難道不是為了追求真理嗎？”他聽了我的話又搖頭又嘆氣：“我畢業到大學去首先是找工作，不是什麼追求真理。你說的那些西方的知識分子，那些在大學教書的人，和別人沒有什麼兩樣。他們的職位首先對他們來說是一份工作。看看，大學的職位穩定，不會失業，每年只需要工作九個月，假期比誰都長。西方大學的教授，大部分還不是圖這些？他們都想少幹事多拿錢，而且為此也會做許多不地道的事情。怎麼人多讀了幾天書，就在道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