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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文科生數學都不及格。按說能力還是有的。但是,制定這個目標時已經是大二,數學徹底放下了兩年。況且重新撿起來,也要旁聽理科的公共課(肯定不能去數學系聽,那裡水平太高了)。按說,這時學校如果有教學諮詢,我可以得到些幫助。但那時學校根本沒有這些服務。我自己堅持這一目標也不夠堅決,最後不了了之。現在回想,沒有大學的數學訓練,對我日後的事業有相當大的影響。另外,對歷史我也沒有全力深造,聽的專業課不夠多,除了和張廣達教授課後聊了一兩次外,和歷史系教授基本沒有過接觸。最糟糕的是我不好好學英語。出了大學,實際上在英語上是個文盲。關於這一點,就得另文再述了。
提到這些舊事,是想指出當年在北大追求通才教育的目標是多麼困難。如今四分之一世紀已經過去,北大號稱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平心而論,各方面的條件也確實比過去好許多。比如社會科學各系的教授多少有一定的陣容,主流不是靠背政治教條吃飯。一個有我當年那樣想法的學生,如今跨系旁聽也好,選課也好,內容就豐富多了。但是,通才教育是否已經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核心課程的框架又應當是什麼樣子?討論班在教學中的比重是多少?北大如果不辜負其學子,在這方面就必須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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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講座勝過聽課(1)
如前所述,*後的北大,精神上新,學術上淺,思想框架則舊。一般老師在幹校、大批判中已經把盛年耽誤了,有的回來揀起十幾年前的舊貨,照本宣科,算是“恢復正常”了;有的精力充沛,希望跟上時代步伐,大講新詩、美學等等,可惜底氣不足,流於趕時髦。比如美學課,場場都爆滿,好像不聽這種課就錯過了北大經驗似的。可是現在回想一下從那裡學了什麼,恐怕大家都說不出來。我是希臘史迷,逢有關古希臘的課就聽。那時有門“古希臘羅馬美學”很時髦,外號“古希羅”。但跑去聽聽,除了放幾張幻燈片外,空空如也,十分敗興。所幸北大有一點好處,那就是講座成風。最熱的講座,一般在辦公樓禮堂或者大飯廳,常常要提前半個多小時佔座,還有為此打架的。比如趙復三來講基督教,過道、臺上都坐滿了人,他幾乎都走不進來。再有就是中央樂團的指揮李德倫來講交響樂,什麼“第一主題”,“第二主題”等等。每週大家要是不聽講座心裡就難受。
當然,這些講座大多也是追時髦,很難深入。不過,我在北大聽過的印象最深的一課,就是個講座。
那是中文系內的一個小講座,在普通教室中,聽眾也就三、四十人。來主講的是日本漢學家小川環樹。他時年已過了九十,思想依然非常敏捷。我在此之前並不知道小川環樹是誰,只是跟著講座的時髦湊熱鬧而已。後來才知道,小川環樹兄弟幾人,是明治時代出生的一代文化豪傑。其父地質學家小川琢治的四男中,老大小川芳樹,是著名的冶金學家;老二貝塚茂樹,是頂尖的漢學家;老三湯川秀樹,是物理學家,1949年的諾貝爾獎得主,也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人;小川環樹是老四,主攻中國古典文學,是那一代日本研究唐詩的第一人。你看看當今的世界,誰家能一下子養出這麼四個孩子來?
小川環樹主講的題目是《敕勒歌》的語源問題。此歌最早見錄於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雜歌謠辭》,按通說約產生於429~449年,作者為無名氏。辭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讀中文系的人,大抵對此都很熟悉,屬於千古絕唱。小川所講的細節,在四分之一世紀後,我的記憶已經不敢說很靠得住,好在他的文章登在《北京大學學報》上,讀者可以參考。不過,他的基本要義則讓我終身難忘。
小川開講很平淡:這首《敕勒歌》原文不是漢語,本為鮮卑語,北齊時譯成漢文。不過,最初的語言究竟是什麼?由於當時中亞諸民族的互動變化無窮,很難追尋。小川則作了一番考證,一個語言一個語言地追下去,證明此歌是經過許多語言連環翻譯,最後成為漢文的。按說到此講座就可以結束了。可他最後加上了點睛之筆:此歌最原初的那一中亞語言,我完全不懂。不過,我查了該語言的辭典,並檢視了該語言在那個時代詩歌的格式,發現其詩大抵是兩行,每行十四個音節,每行中間有一頓。這和唐代的七絕的形式,就非常相似了。我的這番研究不敢說解答了任何問題。我只是希望能提出一個問題:我們過去理解唐文化,總強調唐對周邊文化的輻射式影響。這是大唐中心的觀點。但是,唐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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