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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正處於“*”後期，*已經復出。父母這些國家機關的下放幹部已經從農村回到北京恢復工作。學校裡也早就經過了“復課鬧革命”，逐漸恢復了正常的教育秩序。我們作為第一屆五年制的小學畢業生，雖然因為中學沒有教室而只能在原小學的“戴帽班”湊合著讀初中，但學校居然開始給我們開英語課了。

對於這一突然而來的正常秩序，每個孩子的適應能力不同。我父母“*”期間去幹校，把我們兄弟三人留在北京，靠一位不識字的保姆照顧。當時父母的考慮是，農村太苦，我們三個在城裡長大的孩子怕是受不了。而且，因為父母在不同單位工作，被下放的地點也不同。父親去了河南，母親則在相當一段時間去了遼寧。三個孩子跟誰也不是。不過，這樣一來，孩子沒有父母監管，容易荒廢學業甚至學壞。我從小調皮搗蛋，上一年級時就曾試圖打老師，甚至有一次把老師氣哭了。放了學也基本上是在街上玩，根本沒有人管。小學畢業時，還只能看連環畫，而且從來不看連環畫的文字說明。父母從農村回來後，單位裡非常忙，沒有心思過問我們學校裡的情況。大概他們很珍惜來之不易的“恢復正常”的工作機會，每天都早出晚歸。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語”（2）

在這樣的狀態下讓我學英語，實在是勉為其難了。記得第一次上課時，老師上來講：“Good　morning，boys　and　girls。”我們覺得她陰陽怪氣。當她試圖教我們Ａ、Ｂ、Ｃ的發音時，全班都被那怪里怪氣的聲音逗得前仰後合。我就這樣上課嘻嘻哈哈，回家也不見父母的影子（他們一般六七點才回來），全放羊了。到了學期末，一次父親吃完晚飯想看看我英語學得如何，結果發現我一個字也不會。他自然大怒，逼著我補。這裡補充幾句題外話。他在抗戰前在老家河北新樂上了中學，學過幾年英語，據說已經達到了能讀《魯濱孫漂流記》的水平。這讓我對那時亂糟糟的中國的教育水平有些吃驚。父親的家境我不太清楚，大概屬於地主、富農之類，在當地有些名望。但聽父親說，那時這種富裕家庭，一年也難得嘗幾次肉味。他抗戰後下去發動群眾，宣傳蔣介石如何*，最拿手的罪狀，就是蔣介石居然每天都吃蘋果！可見他那時窮得想象力有限。但是，這麼窮的地方，居然還有學英語的地方，似乎比現在中國內地農村還好不少呢。書歸正傳，他因為有從他一直譴責的“舊社會”帶來的一點文化遺產，就把40年前的記憶翻出來教我。經過這麼一個星期，我期末一考試居然還拿了九十幾分，連老師也吃驚不小。父母也由此鬆了口氣。

其實，這樣輕鬆地拿高分也只能說明那時候學的東西實在簡單。第二學期，父親一忙沒有管我，我就又放羊了。等期末再一檢查，我又是什麼都不會。而他40年前在中學學的那點英語，也就夠教我第一年的。這次又逼著我連滾帶爬地過了關，然後他警告我：“以後再不自己學，我即使發現你不會也教不了你了！”可惜，我到了正式的中學照樣不學。他一氣之下，開始對我進行體罰。但是，越是體罰，我越是反感英語，嘴裡還振振有詞：“我長大又不當外交部長，學英語有什麼用？”這句話成了我們家裡的“名言”，大家常用來取笑我。不過，生活在那樣一個封閉社會的孩子，確實也很難想象如果不當外交部長學英語有什麼用。

1979年高考照顧到“*”教學的不正常，規定英語考試只按十分之一的分數算，即你得了100分就在總分上加10分，得了50分則算5分。這樣英語就無足輕重了。我因為早就放棄了英語學習，高考時在英文上完全是個“白卷先生”。記得當時拿到考卷，填上自己的名字，剩下的就一個字也不認識了。我按照老師的囑咐，在卷子的選擇題上瞎勾一通，居然蒙對了10個，正好在總分中加了一分。當年許多在各省市考了前幾名的學生，有不少也是這樣的狀況。

美國人是什麼？

進北大後，我先是想當文學青年，後來又想學歷史，總之是研究中國，從來沒有出國的心思。按當時的要求，英語要上兩年公共課，從Ａ、Ｂ、Ｃ開始。我自然也要跟著上。因為學英語缺乏內在動力，加上那時課本還是不脫*時代的意識形態，編得十分枯燥，我自然也就沒有興趣了，每次上課坐在後排跟著混。當時校園裡時髦的是交響樂，各種講座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