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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學徒制所確立的幹中學、學中乾的原則，也被大學所吸收。中世紀的大學和以作坊為基礎的行會制度都遵循這一個組織原則。師生關係和師徒關係很近似。即使現代西方大學中的許多做法，還是延續這種原則。比如，美國的許多大學，特別強調學生要參與教授所領導的專案。特別是在那些小型本科生學院，學生甚至可以和教授一起做一兩年的專案。這已經和學徒非常接近了。最近我所在的薩福克大學還開始了新的課程設計，要求學生必須在課外完成與課程相關的實際工作，並以此拿到學分，否則就不能畢業。我作為東亞史的教授，目前正在挖空心思地設計，讓那些研究東亞的學生到波士頓附近的學校調查中國、日本移民家庭的教育方法和價值觀念。在研究院，研究生也必須當助研、助教，這種身份其實就是學徒。在商學院、法學院，案例研究則是主流。學生必須圍繞著解決實際問題來推進自己的學業。不久前哥倫比亞大學宗教系一位教授在《紐約時報》上撰文，呼籲取消大學中的系，完全圍繞著需要解決的問題來設計課程。中國則正好相反。幾年前清華學生在校園裡擺攤，竟被學校明令禁止。甚至兩年前*還宣佈不準剛剛獲得博士學位的青年教師給本科生主講基礎課和專業骨幹課，要求他們先跟著名教授學習教學，等成長到一定時期之後再上講臺。可見中國的博士生在學期間沒有機會像美國的博士生那樣透過當助教來完成教育學徒過程，乃至畢業後在教學上不能獨當一面。

說到此，我們不妨還回到讀和寫的問題上來。上一節已經講過，剛進北大中文系時，老師的第一個教訓（有的老師自稱這是給新生的“第一瓢冷水”），就是讓我們“厚積薄發”，意思是先學了知識才有資格寫，基礎要打紮實，別急著動筆，你們還差得遠呢。在這裡，學的過程和做的過程被分得清清楚楚。但問題是：你不寫能學到東西嗎？

這讓我想起一個許多年前讀到的故事：一個年輕人剛剛考取一位大名鼎鼎的生物學家的研究生。他興沖沖地到實驗室裡見導師。導師的第一個作業是讓他花一上午時間觀察魚缸裡的一條魚，然後把魚的主要特點寫成報告。他沒有想到這位大師對自己的要求就這麼簡單。他將信將疑地花了20分鐘，把該觀察的都觀察了，也把觀察到的一切都寫出來了，自己待在那裡無所事事，好不容易熬過這一上午，把報告交給導師。導師在報告上溜了一眼，很不滿意地說：“就這些嗎？”然後隨手指出幾個他漏掉的特徵。他回去和魚一對，果然如此。於是，第二天還要繼續觀察。這次他學乖了，一定要把每一個細節都記下來。可是，再交卷時，導師又點出許多漏掉的東西。他第三次回去反覆觀察，索性花幾天時間。在這一過程中，他發現了最好的觀察方法就是畫。只要照著魚動手一畫，魚身上許多原來視而不見的東西就突出了出來。他正是這樣過了第一關。

其實，他的“畫”，就等於我們的“寫”。我在耶魯讀書時，寫讀書報告成了家常便飯。每動手一寫，就要先回去把已經完成的閱讀再消化一遍，發現本來以為讀懂的其實沒有懂，或者說閱讀本身包含著許多矛盾。不僅如此，我幾乎馬上就要順藤摸瓜地找許多額外的書和文獻來做一番深入研究，才能把有關問題吃透。講“厚積薄發”的老師也許會說：“你不讀可怎麼寫？”我則要問：“你不寫怎麼讀？怎麼發現問題？”現在我在大學教書，在課堂上反覆要求學生作口頭報告、參加討論。這其實也是一個道理。我每每告訴他們：“不要覺得自己讀懂了。懂不懂，要看你能否用自己的話簡單扼要地把讀到的內容講出來，要看你是否能夠回答有關問題。”事實上，許多自以為懂的學生確實講不出來。有的講出幾句，我根據書上的內容問幾個問題，馬上就啞了。光是讀怎麼可以呢？

北大為什麼不讀不寫？（7）

寫期末論文、在課堂上作口頭報告、參與討論，這些和手工藝作坊裡的動手是一個道理。你必須透過解決一個實際問題來學習。比如我講中世紀經濟史時，給學生們留的作業就是在那個時代找工作。比如佛羅倫薩的大商業公司，經營著重要的銀行業，在歐洲許多地方都有分支，每個崗位對僱員都有具體的要求。你把一個崗位的功能理解清楚，想明白自己需要具有什麼素質才能勝任，這就必須對當時的社會經濟、公司的運營有通觀的瞭解和深入的分析，不可能簡單地把書上的內容複述一下了事。這種透過“動手”而完成的閱讀，和我們傳統的閱讀完全是兩碼事。還說“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這兩句詩。我實在不明白，老師為什麼不能不進行任何解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