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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除諸雄後，李自成隨即自稱“新順王”。

除了統一軍政大權，李自成還在襄陽建立起了一整套政治軍事制度，這標誌著一向被稱作“流寇”的農民軍，開始執行雛形的政權。

軍事制度上，在李自成“奉天倡義大元帥”之下，軍銜依次為權將軍、制將軍、果毅將軍、威武將軍、都尉、掌旅、部總、哨總等。高一功掌親軍，田見秀為權將軍，劉宗敏也為權將軍，但地位次之。此下再分前、後、左、右、中五營，每營主將為制將軍，其下再設定果毅、威武等將軍。

李軍將士在行軍時，不允許私藏金銀；經過城邑，不得在老百姓家裡住宿；除自己妻子外，不得攜帶其他婦女；騎兵一人配馬三匹，輪流換乘，確保機動性。

作戰中，以騎兵為主力，將數萬騎兵分列三排，號稱“三堵牆”，如前排潰退，後排負責執行戰場紀律。但在久戰不下的僵持局面下，騎兵可以佯裝敗退誘敵，待持長槍的步兵與敵接觸後，騎兵回頭再戰。

攻城中，如守軍不戰而降，則一人不殺；守一天，殺十分之三，守兩天，殺十分之七，守三天以上的，全城盡屠。由步兵四面包圍，騎兵巡邏搜尋，守軍通常極難逃脫。

戰利品上，講究實用，最重視騾馬，其次是武器，再次是金銀布帛，最後才是珠玉。

官僚制度上，左輔、右弼為最尊，相當於正、副丞相，以牛金星為左輔，來儀為右弼。此下為吏、戶、禮、兵、工、刑“六政府”，其職能相當於明朝的六部。

李自成一改長期流動作戰的習慣，開始在一些要點設“衛”，派大將率軍駐守，還派出了上百名地方官員建立地方政權——但從後來的效果看，這些外派的將軍和官吏們並沒有能建立起像樣的根據地。

李自成還在襄陽開科取士，題目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有九十多人參加，有七人被錄取，狀元賞銀三百兩，其他六名每人一百兩，落榜生每人也有十兩。

襄陽政權還提出了“三年不徵”的口號，並要求自己的地方官給老百姓提供耕牛、種子，以積極支援農業生產。

這一系列措施的直接結果就是，“民皆附賊而不附兵”。

李自成稱王后，召開了一次戰略性的會議，決定今後的發展方向。投降的明欽天監博士楊永裕建議取南京，據江南之財富，斷京師之糧運；顧君恩則認為，攻南京尚需和左良玉等軍決戰，無必勝把握，即便成功也是緩招，不能立刻制明王朝於死地。不如直取關中，旁略三邊，先得邊疆勁卒充實軍隊，然後取道山西攻北京，是為萬全。

李自成及其諸將多是陝西人，自然傾向於顧君恩的方案。但顧君恩方案，尤其是後半部分，卻相當失策。自唐宋以降，陝西漸趨貧瘠，且十餘年來頻遭兵亂，早已不是歷史書上所謂的“天府之國”與“百二之地”。雖然關河險固未變，其經濟基礎已近崩潰，實不足以支撐一支數十萬人的軍隊。

自陝西入晉，繼而北上攻京師，計劃本身無可厚非。但顧君恩過分強調了自明王朝手中奪取皇權的意義，而忽略了正是明王朝的存在阻礙了清軍南下的客觀事實。曾有一段與之相似的歷史，可以引證：唐高祖李淵入關中，不先取近在關東的李密，反而以卑辭聯合，實借李密之兵以抵擋關東隋軍和其他各路諸侯。李淵父子則集中力量掃平西方的薛舉，待後顧無憂後，方才銳力東進。李密、王世充、竇建德等人先後授首，大唐天下遂得以建立。

所以顧君恩所謂的“進戰退守，萬全無失”，是相當主觀的判斷，他把李自成放到了北有虎視眈眈的滿清，南有一心報君父之仇的南明這樣兩線作戰的不利形勢之下——他還忘記了，在對抗異族的戰鬥中，同一種族的明王朝，本應該成為盟友。

十餘年的兄弟鬩牆之戰，使殺紅了眼的雙方，忘記了還有更可怕的敵人，正在窺視中原。正是這一決策，推動了“甲申之變”的腳步，將在我們歷史的天空中，引發了一場影響長達三百年的狂風暴雨。

你聽，你聽，至今窗外仍有那淅淅瀝瀝的雨聲……

八、定鼎秦川

孫傳庭自“柿園之役”敗回關中後，積極整軍備戰，然而陝西早已民窮財盡，實在無力負擔浩大的軍費開支。

老百姓拿不出錢糧來，孫傳庭無奈之下，只得動輒以軍法從事來要挾地方官吏催逼，即便這樣，還是榨不出多少錢糧。不得已，找大戶人家捐助吧，這幫人在朝廷裡都是有後臺的，於是孫傳庭在京城裡的名聲就很不好了，叫做“秦督玩寇”。

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