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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要尋找下一個接棒者

葉楚華：我很佩服曹老師，不像有的地產專家僅僅把矛頭引向地產商，避而不談更大的莊家——地方政府。事實的確如此，不但大城市人們深受其苦，就是縣域之內，那些打工仔辛苦積蓄二十年，到頭來都城裡買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縣城房價一般都在2000元/㎡左右），一下子就花光了，而這其中的十萬元以上是到了地方政府的腰包，相當於打工仔為地方政府勞作了十年。中國的勞工真是很辛苦，受到雙重盤剝：資本家和地方政府。

談了這麼多國內問題，現在我想轉換一下角度，中國已經日益走向一種大型的開放經濟體，在全球視野下，中國應該有一種什麼樣的定為呢。剛才鄒老師也談到美國，談到中國要向美日歐學習，我覺得除了學習他們的福利和社保制度，學習他們的技術創新和藏富於民之外，更重要的一點，是要學習他們的“剝削”精神——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虹吸別國的物質資源和產品的基礎之上，這是所有發達國家的共同特徵，也是一個國家之所以發達的必要條件，離開了這一點，不可能成為發達國家。

第三產業比重高被當做發達國家的標誌，這背後其實是一個全球經濟發展不平衡基礎上的國際分工的問題，關著門來講提高某國的第三產業比重，是一個偽命題。

打個比方說，發達國家A國人口是10人，發展中國家B國20人，A國7人從事第三產業，3人從事一二產業，B國14人從事第一、二產業，那麼A國正是利用其先進的品牌、技術、金融服務業等，以大大超出其價值的壟斷價格大規模交換了B國的物質形態產品，A國才成其為物質豐富、百姓富裕的發達國家。

說白了，富裕國家之所以富裕，之所以大多數人可以從事非物質形態的行業而物質產品極大豐富乃是因為，發達國家用具有壟斷性的、稀缺的、無形的東西去大量交換了發展中國家的競爭性的低價物質產品。這不但在國與國之間使用，就是在一國之內，農民比城裡人窮，很大原因也在於城裡人的產品比農民的產品更具壟斷性和稀缺性，而農民只能生產近似於完全競爭的農產品，經濟學告訴我們，完全競爭市場價格是最低的，低到利潤為零。

現在假定B國就是中國，中國要轉變為A國那樣的國家，就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擁有了品牌、技術和服務業優勢，第二是中國成功找到一個接棒者C國為中國生產物質形態產品。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這兩個條件，需要國家意志的引導。這一點要向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看齊，當年他們就是這麼走過來的，中國就是他們的接棒者，直到今天他們仍然是寄生在中國大陸的無數物質產品勞動者身上的，我們不能永遠安於被人寄生，而要找下一家接棒者。

非洲會是一個好的選擇。經濟危機條件下，發達國家正在從新興市場抽離資金；這是中國的機會，我們對非投資；可以大規模轉移國內過剩產能。金融危機背景下全球礦業將進入新一輪衰退期；礦產品價格進入低位；使以出口礦產品為主要外匯來源的國家外匯資金更加緊缺。非洲對外資、外援的需求更迫切。這就為我國國內企業投資非洲提供了機會。另一方面；目前我國國內部分產業生產加工能力的富餘；增加了我國企業走向國際市場的動力和壓力。從目前看；非洲是我國比較理想的投資地。最近幾年中國對非洲、拉美等新興市場的投資增長較快。截至2008年年底；中方對非洲的直接投資存量已超過50億美元。

此外，朝鮮將來如果能夠實行開放政策，也將產生千萬計的上好勞動力。

還請曹建海老師指正。

曹建海：這個提法不錯，中國的確需要尋找下一家。按你的說法，尋找接棒者就是用我們的壟斷性的、稀缺性的、無形的東西去大量交換他們的物質產品，這一點基本可以同意。但不能把尋找接棒者歸結為新殖*義，也不能簡單地界定為對窮國的剝削，這應該是雙贏的，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也是透過接發達國家的棒來完成的，我們也曾經承受了這麼多年的被剝削，今天中國找下一個接棒者，也是一種經濟正義。中國的發展多虧了被剝削，中國的下一家如果要發展，也需要被剝削，除了這樣他們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道理很簡單，他們只有勞動力、物質資源這些到處都有的東西，也就是你所謂的競爭性的東西，靠這些不可能要到一個好價錢。

宏觀經濟學有一個趨同理論，就是說世界各國的經濟最終會趨同，起步階段的經濟體都是依靠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心甘情願接受別國剝削，待到發展到一定程度，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