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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產於民，藏富於民。

此外，中國還需要在社保和民生工程方面下大力氣，目前是要用好這4萬億的投資，政府可以考慮多在民生問題上加大力度，拿教育、醫療與養老保險這三項來說，我看到的資料資料是30年來，我們共投入1700億元不到，只佔基礎設施的1/6，佔GDP的1％，從這個比例上來說，我們的社會福利工作還是需要再加大投入。我在世界銀行工作，瞭解的資料是：美國對這三項的投入一般是佔GDP18—24％，加拿大是36％……46％，而北歐國家則更多，高達40％……50％。我們中央提倡的是建設和諧社會，那如何建設呢？這需要消除貧富的兩極分化，需要加大國民的福利工程。此次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經濟的放緩，可能正是中國在經濟上加大建設和諧社會的機會，只要構建了經濟正義，中國就可在危機中走向長遠的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對中國長期發展的兩個憂慮

葉楚華：總結一下，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至少需要具備三個基本的必要條件，即技術進步、藏富於民、推動民生工程。但是，經濟發展也離不開政治和制度等問題，僅就經濟談經濟就未免偏頗了。鄒老師對中國的制度性問題有什麼憂慮呢？

鄒恆甫：不僅是制度性問題，還有道德問題，市場經濟離不開法制，也離不開道德體系，所以從經濟以外的角度，我對中國的長期發展有兩個憂慮。

第一是制度失衡問題。當代中國的國傢俱有強烈的物質主義精神，傾向於追求國家對物質財富的控制。在80年代之前，體現為國家對物質的直接佔有，此後則表現為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迷戀，由此形成了以GDP為核心的官員政績考核指標體系。

各級官員追求經濟高速增長，政府權力的運作就偏離了常態政府的合理職能，從而導致經濟活動過程中政府權力與民眾權利的制度性失衡。政府也系統地採取“親商”政策，在企業與消費者、投資…經營者與勞工的關係中，本能地傾向於前者。政府為了經濟增長，也可以犧牲民眾福利，犧牲生態。

因為在政府權力與民眾權利失衡、在不同人的權利不能得到平等保障的制度環境下所出現的繁榮，必然呈現為財富分配的不公平。經濟繁榮的過程也正是部分民眾不滿和怨恨積累的過程。一旦繁榮結束，這些怨恨就會以某種破壞性方式宣洩出來。這也正是中國經濟減速的真正風險所在。

第二個憂慮是道德危機。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不僅折射了中國食品行業的現狀，更是把整個中國企業的道德危機展露無疑。這種不注重產品和服務質量，僅僅追求短期暴利的行為，必將深深的戳傷消費者的心，嚴重損害中國企業的形象。如何形成健康的道德正規化，是擺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一道難題。

特殊利益集團怎樣掠奪百姓財富

葉楚華：談到制度失衡和官員，我想到的是地方政府與房地產的問題，現在事實很明白，高房價地方政府拿去了一半以上。全國工商聯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上，遞交了一份名為《我國房價為何居高不下》的大會發言。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去年就全國9城市“房地產企業的開發費用”的調查顯示，在總費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總稅收）所佔比例為％。其中，三個一線城市中，上海的開發專案流向政府的份額最高，達％；北京為％；廣州為％。土地財政讓政府成最大受益者。

在經濟危機條件下，外需嚴重收縮，而中國內需不舉，內需不舉可能很大程度上與地方政府透過土地對老百姓財富的盤剝有關，人們積累幾十年的財富，一下子就被政府拿去一半（地產商拿去另一半），口袋裡沒錢，又怎麼消費呢？

曹建海老師是地產專家，對此問題有更深入考察，請你剖析一下。

曹建海：你完全不用這麼委婉，你直接說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地產商就得了。當然，確切地說，地方政府是土地商，是賣地不賣房。誰是我國最大的土地供應商？是地方政府。目前的地方政府就是一個典型的土地商。從產業鏈的角度，可以把地方政府歸於房地產業的一個上游環節。當前我國的土地市場可以歸結為政府壟斷下的市場。這種市場可以劃分為徵地、儲備和出讓三個環節。地方政府之所以可以歸結為地產商，是因為現在存在徵地、儲地、出讓的巨大利益機制，激勵了地方政府為賣而買的徵地行為。

徵用市場是指政府以公共利益為名義，以城市規劃為工具，用比較低的價格徵用包括商業用地在內的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如同商人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