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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自己也是貧農。地主站在一邊不吭聲。可等我們一走，他就放出風來：“拿我一斗糧食，將來還我十鬥！”我們的根據地沒鞏固，敵強我弱，到處都是敵人，老鄉哪裡敢要啊！

打土豪，分田地（3）

大別山的土改工作艱難地進行著。由於沒有正確地認識到大別山的實際形勢，機械地照搬老根據地的做法，貧民團和工作組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帶領群眾劃階級成分、分田地、鬥地主，結果事與願違，過早地分了地主、富農的浮財和糧食，分散了社會物資，觸動了工商業，侵犯了中農，甚至貧農的利益。有的地方因為情況不熟，除了少數是積極分子，吸收了不少流氓分子或與地主有聯絡的人參加土改工作，不但沒打擊到真正的地主，反而傷害了貧僱農。在鎮壓惡霸地主時，有的地方又擴大了打擊面，發生了破壞城鎮工商業和亂抓人殺人的問題，犯了“左”的錯誤。

原六縱十六旅四十七團一營一連戰士郭榮廷是工作組成員，他回憶說：

打土豪，分浮財

我們打土豪，分田地，群眾發動不起來，訊息也不靈，走到一個地方，只能看看哪家房子好，屋裡東西多，就認為他是地主，把他家房子、田地、浮財都分了。有時做得比較過火，鬥爭地主時，也有打罵的，或者把他吊在屋樑上，問他：“你家有金子銀子沒有？有武器沒有？藏在哪裡？”不說就打。透過這些方法，確實打擊了一些惡霸地主的囂張氣焰，把藏在草垛裡、埋在地下的浮財、槍支都交出來的。但有時打擊面也大了，把好人當作了壞人來收拾。有一次到一個村莊，有一家院子很大，看著就像是地主，但他們家裡人跑光了，留下一個給地主幹活的，我們也把人家當成了地主，他說他不是地主，我們還認為他不老實，把他捆了一兩天，打了一頓，營裡教導員發現了，批評了我們一頓，這才把他放了。

成立農民協會，建立人民武裝

李子英當年是六縱十七旅四十九團組織股長，代理麻城一區區長，有一次他們經過一個山腰，看見一個年輕人，好像在偷偷地觀察他們。大家一商量，覺得這人形跡可疑，是敵人的探子，就把他抓了過來，問他有多少人，有多少槍，住在哪裡。他說：“我不是土匪，也沒有槍！”戰士們認為他在說謊，上去把他捆了起來，狠狠地打了一頓，這個年輕人受不了，就說：“別打了別打了，我是土匪，槍就埋在我家裡！”李子英他們就帶著他回到村裡，一到家裡，他抱著他媽的腿就哭了：“媽，我不能活了，我給紅軍招了，我是土匪，槍在咱家裡埋著。”戰士們讓他找槍，他在屋裡團團轉，磨蹭了大半天，也沒找出槍。七連副連長認為他不老實，一把把他推到門外，李子英還沒反應過來，副連長就一槍把他打死了。李子英忙向四十九團副團長彙報了這事，副團長就讓他寫了張報告，大意是說：“查匪XX，就地正法！”貼在了村子裡。李子英至今還很後悔：“後來，我們在大別山時間長了，有老鄉就偷偷地給我講‘你們好是好，就是不分好壞隨便殺人，對周圍的老百姓影響都很壞’。”

由於整個形勢是敵強我弱，因此工作組的環境日趨惡劣，地主階級展開反撲，“小保隊”四處瘋狂地捕殺地方幹部和積極分子。工作組的生存環境越來越惡劣。有一次，“小保隊”幾百人衝到了麻城木子店區政府，工作組邊打邊退，衝出了重圍，但還是有幾個文工隊員被“小保隊”抓住了，這幾個人有的被割了鼻子，有的被挖了眼睛，還有的被割了生殖器，掛在樹上示眾。特別是那些在地方工作的女同志，落到土頑手裡，更是受盡了汙辱，被強姦後，又脫光衣服，吊死在樹上，有的被賣給地主惡霸當小老婆。

當年任六縱隊文工團美術隊隊長的王建敏回憶說：

在大別山文工團就不再演戲了，主要是做群眾工作。為了站穩腳跟，上級號召男女同志認乾爹、乾媽，同時廣泛瞭解情況，誰家窮，誰家是當年的紅屬，開始組織貧民團。老百姓被國共雙方折騰得膽戰心驚，所以大別山就是窮人，也不一定向著我們。社會環境十分複雜。文工隊員張佩英，是和姐姐張佩蘭一起參軍的，她年紀小，京劇唱得好，大家都叫她“妞子”，王近山等縱隊首長都很喜歡她，一見到她就喊：“妞子，來一段！”她也不害怕，亮開嗓子就唱。在大別山時，“妞子”在本子店下半區一個叫臺子灣的村子拜了個乾媽，老太婆對“妞子”很好，好吃好穿的都給她。後來有紅屬悄悄透露，老太婆的兒子是“小保隊”的，她在工作隊前是人，揹著工作隊就是鬼，背後在村子裡到處散播謠言，說抓到我們要一刀一刀地剮。她和我們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