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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面是可以減輕我們的工作負擔，但大別山是我們幾進幾齣的地方，國民黨靠保甲長，解放軍來了也找保甲長辦事，群眾會怎麼看我們？”還有一位負責同志也明確表示反對，還向大家傳達了華北土改的經驗，傾向於仍舊貫徹華北“一手拿槍，一手分田”的辦法來發動群眾。段君毅、喬明甫：《實事求是、堅持原則的領導》（《二十八年間——從師政委到總書記》，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67頁。）

劉鄧回電毛澤東，決定在大別山不依靠保甲長、地主土豪，堅持“依靠貧僱農，鞏固聯合中農，消滅封建制度”的階級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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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2）

1947年10月10日，鄧小平以中原局名義，起草並簽發了《中原局關於進入大別山後地方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把土改作為建立根據地的有力武器，堅決反對右傾現象，在有初步基礎

土改

的地區，立即放手發動群眾分浮財，分田地，半年內在大別山完成土改任務。這個指示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冷溶：《新區農村工作政策的轉變》（《二十六年間——從師政委到總書記》第三編，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25頁。）

為了建立地方政權，領導土改，野司決定成立鄂豫、皖西兩個區黨委和軍區。各個縱隊根據野司決定，抽出人員調歸地方、軍區建制。劉鄧大軍實行土改的決心是堅定的，不但南下的4000多名地方幹部參加土改，各個縱隊還抽出幹部、戰士1000至2000人組成工作組，參加地方工作。另外，每個旅抽出1個團共13個團調歸地方、軍區建制，準備進行土改工作。

南下幹部和部隊抽出的工作組，憑著對革命的熱情，展開了轟轟烈烈的“一手拿槍，一手分田”的土改運動。

但是，大別山的情況和華北解放區有著天壤之別。蔣介石這時已經專門成立了國防部九江指揮所，國防部長白崇禧親自坐鎮指揮，國民黨投入33個旅“掃蕩”大別山，再加上大別山外圍兵力，總計90餘個旅。地主封建勢力紛紛成立土頑武裝，幾乎每個鄉都建立了鄉保隊。敵人在軍事“圍剿”的同時，又實行了一系列反動政治措施，恢復聯保制度，規定群眾在我部隊、幹部所到之處，必須舉火或鳴鑼報警，報告我活動訊息；頒佈極其反動的“十殺”條令，對所謂“通匪”、“窩匪”、“知情不報”等等，均格殺勿論；恢復和發展特務組織，對群眾嚴加控制；大肆捕殺我地方幹部和積極分子。僅嶽西縣我農會幹部和積極分子就被殺害100多人，區長李單堂犧牲後還被敵人割下頭，掛在縣城“示眾”。鄉長儲協才的12歲的兒子也被敵人活活捅死。在敵人高壓政策壓迫下，群眾不但怕國民黨，也怕共產黨，因為一和共產黨接觸，就有可能招來殺身之禍。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和華北解放區一樣實行徹底的土地改革，難度可想而知。

原六縱十七旅參謀張方山也分到了工作組，他回憶說：

部隊開到浠水縣馬家寨，上面來了命令，每個旅都要抽出一部分人，以南下幹部為主，就地成立區政府，進行土改。旅裡就把我抽了出來，由團裡一個姓王的供給處長帶著，一共47人，帶了一個班的戰士，成立了浠水縣第五區人民政府，設在朱店。其實我們也根本沒辦法去朱店，因為到處是敵人呀，大部隊走了，把我們留下來，敵人又回過頭來搞我們。我們就找了當地裁縫，每個人都做了一套便裝，軍裝也不穿了。敵人到處追我們，我們一面打游擊，一面分田。這裡是老根據地，上點年紀的人都很懂革命理論，當我們給群眾做工作，講到分配土地時，群眾說：“不用你們分，我們1927年就分好了。”有的還說：“在我們大別山，你們有個四進四出，沒有一次不是搞到蘿裡精光（羅山、禮山、經扶、光山），最後還要到剝皮（陂皮河）才走的。鬼才相信你們旱鴨子（北方人）不走。”當地老百姓還有首民謠：“紅軍走了蔣軍到，懷裡揣了三把刀，頭把刀子要糧食，二把刀子要鈔票，三把刀子要姑娘。”說實話，除了第三個，前兩個我們也要。所以，有時不但地主、富農反對我們，有時甚至貧農也和國民黨走到一起了。我們白天給老鄉分田，插上牌子，晚上我們一走，分到田的貧農就跑到地主家裡求情：“大爺，大叔，這地不是我要的，是他們強要分給我的，我現在就還給你。”分地主家的浮財時也是這樣，傢俱什麼的，老鄉都不敢去拿。有一次我們到一個地主家分浮財，他家也沒什麼東西，就搜出一點大米，地主婆一看，就躺在地上打滾哭著耍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