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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受惠的低息貸款，在執行的過程中變成了官府壟斷的高利貸。既然是壟斷的高利貸，那麼利息當然會越來越高，最後，利息之高，竟然達到規定利息的35倍！到這個時候，百姓深受“青苗法”之苦也就不足為怪了。

問題出在了哪裡？就出在了推行變法的過程當中。為了推行變法新政，王安石給全國各地下達了放貸指標。為了完成和超過指標，地方官便層層攤派，攤派的過程中，為了自己的“政績”，各級官員再層層加碼，最後，普通百姓不得不“奉旨貸款，奉旨還息”。借貸還貸原本是一種普通的經濟行為，可是官府插手之後，這事成了硬性的“政治任務”。更可怕的是，在“民”與“官”博弈的過程中，“民”必然處於弱勢，受官府的盤剝在所難免。更何況，變法給了官府以合法的名義盤剝百姓的藉口。這樣，本來就善於權力尋租的各級官僚焉能不上下其手，以改革的名義行*之實？

“青苗法”如此，王安石的其他變法措施也大體如斯。所以，王安石的變法措施推行之後，不但司馬光等朝廷重臣表示反對，而且普通百姓也深受其苦。僅山東東明縣一地就有一千多人進京上訪，聚集在王安石的住宅前，要求廢除“新法”。可見，“新法”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影響了穩定。有一個受過王安石提拔的叫鄭俠的官員，他痛感變法舉措在實踐中給百姓造成的戕害，在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畫了一張《流民圖》，進呈皇帝，懇請廢除“害民之法”，“延萬姓垂死之命”。這一年大旱，鄭俠在奏章中決絕地表示，如廢除新法之後十日內仍不下雨，“請斬臣首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要知道，在中國歷史上，封建士大夫普遍認為氣候異常是與君王的作為有關係的，天災是上天對君王不行仁政的一種警示和懲罰。在這種情況下，宋神宗不得不下詔，暫停青苗法。巧合的是，停止青苗法的詔書一下，天降大雨，困擾朝廷上下的旱情解除了。青苗法的廢除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其他變法措施相繼被廢止，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就此偃旗息鼓。

反觀王安石變法，其失敗的原因不在於改革的初衷不好，也不在於改革家王安石本人缺乏魄力——王安石不乏魄力，而且道德操守有口皆碑。變法失敗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帝國體制缺乏支援改革良性推進的技術手段。仍以“青苗法”為例，若有類似於現代銀行這樣的機構來經營放貸收貸之類的經濟活動，官府和官僚退出“賽場”，只當好裁判和“守夜人”的角色，我想，王安石變法的結果肯定會大不一樣。可見，辦事情僅有好心是不夠的，“好心”之外，我們還需要有能配合好心的技術手段。如果沒有良好的技術手段來配合，一廂情願的“好心”其實是最容易辦壞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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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使待遇”問題（1）

王小波先生寫過一篇有名的雜文《花剌子模信使問題》，這篇文章開頭就說：“中亞古國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風俗，凡是給君王帶來好訊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君王帶來壞訊息的人則會被送去喂老虎。於是將帥出征在外，凡麾下將士有功，就派他們給君王送好訊息，以便他們得到提升；有罪，則派去送壞訊息，順便給國王的老虎送去食物。”我的這篇文章既然題目叫《續花剌子模信使問題》，就要接著王小波先生的這個意思往下說。

我相信，王小波先生寫《花剌子模信使問題》是有感而發的。他在文章中說：“我和李銀河從*年開始一項社會學研究，首次發現中國存在著廣泛的同性戀人群，並且有同性戀文化。當時以為這個現象很有意義，就把它報道出來，結果不但自己倒黴，還帶累得一家社會學專業刊物受到了本市有關部門的警告。這還不算，還驚動了該刊一位顧問，連夜表示要不當顧問。”“假設禁止我們出書，封閉有關社會雜誌，就可以使中國不再出現同性戀問題，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戀傾向是遺傳的，封刊物解決不了問題，所以這些措施一點道理都沒有。值得慶幸的是，北京動物園的老虎當時不缺肉吃。”

我寫此文也是有感而發的。我是個新聞工作者，引起我發感慨的便是一個新聞事件——韓國黃禹錫造假。韓國黃禹錫學術造假事件在2005年的下半年鬧得沸沸揚揚，中國人對此事很關注，也寫了不少評論文章。不過，這其中有一個細節很耐人尋味。黃禹錫造假事件最初是由韓國的一家電視臺（MBC）報道出來的。這家電視臺採訪了與黃禹錫合作的美國匹茲堡大學的有關機構，拿到了黃禹錫涉嫌學術造假的若干證據。可是，當這家電視臺將自己的採訪所得公之於眾的時候，它得到的不是喝彩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