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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開始的“長期蕭條”是美國在19世紀經歷的最嚴重的經濟滑坡——眼看就要臨近尾聲。

馬丁夫人為舞會找了個正當理由：“滴流”。她僅提前三週發出邀請函，因為她認為如此短暫的準備時間會迫使她的來賓在紐約而不是去到巴黎購買奢華的禮服，從而促進了當地經濟。紐約市音樂家協會同意這樣的看法，並認為富豪的這筆大開支為其他人創造了重要的就業機會。

但是民眾普遍沒有信服這樣的解釋。該舞會使得馬丁一家臭名遠揚，並引發了人們對富豪的廣泛民憤，由此頂級富豪被徵收收入稅。這一切促使馬丁一家逃往英國，不過此前他們已經在英格蘭買下一幢房子，並在蘇格蘭租了65000英畝的地產。

馬丁的舞會事件絕妙地印證了深刻的經濟轉型，它在過去的數百年裡一直攪動著西方世界。我們已經在工業革命中生活了將近兩個世紀，這很容易讓我們忽視第一次“鍍金時代”同人類歷史其他時期的根本性割裂。1800年後的兩個世紀裡，世界人口增長逾6倍，而世界人均收入增長逾10倍。社會運作方式的轉變是全新的，且其重要性不亞於動植物從野生到家養的轉變。

要是你有幸經歷第一次“鍍金時代”，你不必成為經濟學家也能察覺自己生活在歷史的某個關鍵時刻。1897年——就在馬丁舉辦舞會那年——馬克吐溫造訪了倫敦，恰巧碰上紀念維多利亞女王加冕60週年的鑽石大慶。

“英國的歷史長達兩千年，”馬克吐溫寫道，“然而自維多利亞女王出生以來，世界在許多方面往前邁了一大步，比之前兩千年所有前進步伐的總和還大。”

2010年過世的安格斯麥迪森是一名經濟史學家，也自認為是“資料戀人”——他認為數字對於理解世界至關重要。在長達60年的職業生涯中，麥迪森致力於收集過去兩千年有關全球經濟轉型的種種資料——從海運到菸草貿易等。他天才般地將這些數字放在一起“細細咀嚼”，然後揭示出全球發展的大趨勢。

麥迪森繪製了許多引人入勝的統計表，其中一張展示了19世紀世界發生的劇烈變化，特別是西歐國家以及被他稱為“西方衍支”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從公元1年到1000年，西歐國家的GDP（國民生產總值）以平均每年0。01％的複合減少率縮減，總體而言公元1000年的人們比一千年前稍窮一些；在“西方衍支”國家中，GDP在這一千年內增長了0。05％。在1000年至1820年間（8個多世紀），西歐國家的GDP平均年複合增長率為0。34％，“西方衍支”國家的這一數字為0。35％。

緊接著，世界發生了徹底變革。經濟開始騰飛——1820年至1998年間，西歐國家的GDP平均年增長率為2。13％，而在“西方衍支”國家，這一數字高達3。68％。

工業革命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經濟繁榮。最終，西方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富有，並且工業化的程度遙遙領先於世界其他地區。直到兩百年後的今天，隨著市場經濟的出現，我們才得以想象工業化帶來的差距有縮小的可能。

可是，財富的累積伴隨著巨大的社會成本。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變困難重重，這一轉變打破了社團間的聯絡，使人們歷經艱辛學到的手工藝變得無足輕重。馬丁一家和他們的好友成了典型，但他們只是更廣泛的經濟繁榮的冰山一角。與之相反，許許多多的人不得不背井離鄉，處於窮困潦倒的境地——舞會的舉辦畢竟正值“長期蕭條”時期，美國和歐洲都發生了經濟滑坡，而且持續時間比五十餘年後發生的“大蕭條”更為長久。工業革命造就了許多頂級富豪（我們稱他們為“強盜貴族”），也造成了他們與普通民眾的巨大差距。

工業革命的締造者明白一個道理，社會分成大贏家和其他人兩部分，這是那時經濟轉型無法避免的後果。美國匹茨堡鋼鐵大亨、首批“強盜貴族”之一的安德魯卡內基如此評價那個時代前1％富豪群體的崛起：“就這樣發生了，我們無法避免，也沒有什麼替代辦法。雖然競爭法則有時對於個人很殘酷，但是它對於整個人類是極好的，因為它保證了每個領域都遵循適者生存的法則。因此，我們只有接受環境的不平等，我們必須適應自身擁有的條件；高度集中的工業、商業、產業僅掌握在少數幾個人手中，我們只有接受這個現實；我們也必須接受競爭法則，這對於人類未來的進步不但有益而且重要。”

當然，卡內基十分自信地認為工業資本主義利大於弊，他用“對於整個人類是極好的”來形容其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