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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使勞動力的效率成倍增長。”喬治繼續羅列那個時代的一些驚人變化:“蒸汽船取代了帆船,鐵路取代了馬車,收割器取代了鐮刀,脫粒機取代了連枷現在在製鞋和制靴的大工坊裡,給鞋子上底所花的勞動力比老式製鞋匠所花的更少;工廠裡,在一名女工的監視下,棉花很快被織成了布料,比幾百名壯實的織布工用手織機生產得更快。”
如今,這些發明所包含的“財富的創造力”不容置疑。即使在經濟增長疲軟時期,幾十年間工資停滯不漲,美國中產階層的生活水平仍然比喬治時代“強盜貴族”的要高得多——前者擁有電力、供水系統、熱水、汽車、飛機旅行等,而且白人男性的預期壽命延長了近30年(黑人和婦女延長得更多)。但在1879年3月《進步與貧窮》發表時,美國和歐洲還飽受“長期蕭條”之苦,這場持續了65個月的經濟緊縮即將進入尾聲。從這個角度看,許多令人困惑的現實是工業革命所沒有傳達出來的:“我們碰上了相互衝突的事實。文明世界的四面八方都傳來種種抱怨:工業蕭條、勞工非自願失業、資本大量堆積和浪費、商人的資金壓力,以及工人階級的貧窮、痛苦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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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節。
關於工業革命的經濟後果,喬治覺得最匪夷所思的是,對於工業革命是否實現了經濟繁榮,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答案,因為工業革命產生了一個贏家通吃的社會。“一些人過著窮奢極欲的舒適生活,”他寫道,“而另一些人覺得生活太艱難了。乞丐伴隨著機車一併出現,救濟院和監獄同奢華的住宅、富足的倉庫和宏偉的教堂一樣,都是物質進步的確鑿標誌。煤氣燈照亮的街道上,身著制服的警察來回巡邏,乞丐等待著過路人。在學校、圖書館和博物館附近,麥考利曾預言的更鄙陋的匈族(Huns)和更強悍的汪達爾人(Vandals)正聚在一起,大搞破壞。”
喬治的分析看似簡單,實則深刻:革新的果實沒有被廣泛分享,而是直接送給了地主。這是對工業資本主義典型的美國式控訴。當馬克思全盤否定私有財產來回應歐洲版本的“進步和貧窮”時,喬治狂熱地支援工業、自由貿易以及對政府採取的限制。他所控訴的物件是那些不勞而獲的富人和那些從工業化和城鎮化中獲利頗豐卻毫無貢獻的地主。。米。花。書。庫。 ;www。7mihua。com
喬治大受歡迎的原因在於,他評論了19世紀美國資本主義顯著的不平等現象,但沒有完全否定資本主義本身。喬治沒有嘗試構建一個共產主義的烏托邦。他的競選承諾是將美國從一批“強盜貴族”手中解救出來,使其迴歸“托馬斯傑斐遜所指的民主”。這一理想——不論體現於“茶黨”還是“佔領華爾街運動”中——不僅贏得了工人階級選民及其領袖(如塞繆爾龔帕斯)的支援,而且引起了許多小企業主的共鳴。美國共和黨演說家、律師、學者羅伯特英格索爾大力支援喬治,他還竭力說服其他共和黨人支援喬治,從而“表明他們絕不認同銀行家、大公司和百萬富豪”。
實幹的富豪
喬治的廣受歡迎體現出人們認可對食利者的批評——他表達了一種對非裙帶資本主義的看法。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不得不屈服於這樣一個現實:如今的超級精英比“強盜貴族”更難以對付。當然,裙帶階層仍安然無恙地存在著。可是,當今頂級富豪最引人注目的特徵之一是,他們同19世紀的“前輩”相比大多是實幹的富豪。即便是當今尋租的富豪也靠實幹賺錢——卡洛斯斯利姆及眾多俄羅斯寡頭靠他們親手獲取的租金,而不是靠祖父輩奪取的家產致富。
我們痴迷於超級精英的奢華生活:對沖基金經理肯尼斯格里芬擁有一架寬敞的私人飛機,內部配備了兒童房;微軟聯合創始人保羅艾倫擁有一艘414英尺長的“章魚號”遊艇,能容納兩架直升機、一艘潛水艇和一個游泳池。雖然這樣的奢華看似有點兒熟悉,甚至有點兒老套了,但如今的頂級富豪在其他方面的確呈現出新的景象。司各特菲茨傑拉德寫道,他那個時代的富人是“生來富有的”,他們知道怎樣“佔有祖父輩的財產,坐享其成”。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在半個世紀前就描述過他們:“財富不斷增長的社會在其發展程序中一般總會增加地主的收入,不管他們的開銷如何、鬧出怎樣的麻煩,他們都能分配到數量更多、比例更大的社會財富。他們不工作、不冒險、不省儉,甚至睡著大覺也能越發富有。”
而如今的許多超級精英已不是這麼回事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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