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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而當可口可樂在聯合國申請席位時，到底誰是贏家？我們完全茫然了。

——斯科特圖羅，《有罪辯護》

你聞所未聞的美國經濟學家

亨利喬治（1839~1897年）在世時是美國最受歡迎的經濟學家，而你可能從未聽說過他的大名。這位19世紀的人物彷彿是當代邁克爾劉易斯、霍華德迪恩和羅恩保羅的混合體。喬治最重要的一本書《進步和貧窮》（ProgressandPoverty）熱賣了300萬本，並被翻譯成德語、法語、荷蘭語、瑞典語、丹麥語、西班牙語、俄羅斯語、匈牙利語、希伯來文和中文。喬治在世時，也許算得上是第三著名的美國人——僅次於托馬斯愛迪生和馬克吐溫。他也被當時的國外傑出人士所景仰，如列夫托爾斯泰、孫中山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曾寫道，“很不幸，像亨利喬治這樣的人太罕見了。他集敏銳才智、藝術形式和對公正的熾愛於一身，如此美妙的結合無人能出其右。”蕭伯納曾聽過喬治的演講，他將自己對政治經濟學的思考看作是喬治思想的延續。

1886年，自由女神像在美國紐約落成，那一年，喬治在紐約市市長競選中名列第二，根據官方統計，他拿到了68110張選票，擊敗了共和黨候選人、桀驁不馴的年輕貴族西奧多羅斯福。喬治的支持者聲稱，要不是坦慕尼協會操縱選票——該協會的艾布拉姆休伊特贏得了競選——喬治本會當選市長。即便喬治屈居第二，許多人仍認為他引領了美國政治的進步時代（1880~1920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將投票日稱為“劃時代的一天”，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的勞工領袖預測投票結果將成為“從大西洋到太平洋所有被奴役苦工的戰鬥口號”。喬治出乎意料地成功建立了一個工人階級選舉聯盟，這不僅激勵了進步政治人士（包括當年28歲的羅斯福），而且有助於讓商業精英相信向工人階級妥協才是精明之舉。競選成功的坦慕尼協會成員休伊特是百萬富豪彼得庫珀的女婿，他自己承認“那68000多人鄭重地表示他們有冤在身，一定要平反昭雪”。1897年，喬治再次參加紐約市市長競選，可惜在競選日四天前不幸逝世。葬禮達到了政治領袖的級別，他的靈柩靜靜地躺在紐約中央火車站供公眾瞻仰，十萬多人前來弔唁。這是紐約市自1865年亞伯拉罕林肯的葬禮以來，哀悼人數最多的一次。《紐約時報》引用了一名喬治支持者的話：“喬治和林肯一樣死得光榮。”

喬治走上公眾舞臺的個人歷程充分體現了19世紀美國人的艱辛、冒險的生活。1839年，喬治在費城出生，在家裡的十個孩子中排行老二。14歲那年，他離開學校，在“印度號”船上當了一名水手，這艘全帆裝船的註冊噸數為586噸，船上有20名船員和累計50萬英尺長的木材貨物。這艘船駛往印度時，喬治不像許多同輩人那樣著迷於當地的奇風異俗，貧困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著，船駛往澳大利亞，喬治在那裡發現了無記名投票制度，並最終將這一制度引進美國。喬治回國後，先在印刷廠當學徒，掙夠錢後坐上“舒布里克號”，繞過合恩角駛向美國西海岸，前往淘金狂熱之地舊金山。但喬治沒有淘到金子，他開始自食其力，依靠排字、寫社論以及檢查煤氣表（他做過的最輕鬆的活）維持生計，很快他就有了一個6口之家。這個家庭的收入往往是不穩定的。喬治的第二個兒子長大後成了紐約州國會議員，他這樣描述二兒子出生當天的情景，“我在街上攔住一個陌生人——我告訴他，我需要5美元。他問我用來幹什麼。我告訴他，我的妻子生孩子了，我沒有東西給她吃。他把錢給了我。要是他不給錢，我想我可能萬念俱灰，甚至把這人給殺了。”

雖然喬治早年流落四方，靠打零工生存，最終他發揮了聰明才智，成為專注於一個問題的思想家，即成為以賽亞伯林所指的“刺蝟”。對於喬治而言，這是“鍍金時代”令人困惑的重要悖論——進步和貧窮共存的難解之謎，因此他將“進步和貧窮”作為暢銷書的標題。

正如喬治在1886年市長競選時說的那樣，兩大關鍵問題是“為什麼這個城市裡會有如此嚴重的貧困”，以及“我們打算怎麼做”。

那時，工業革命正登峰造極，大批人移居駐紮美國大西部，像同時代的大多數美國人一樣，喬治對不證自明的時代進步感到激動不已。“19世紀是財富的創造力發生驚人增長的一個世紀，”他在《進步和貧窮》的開頭寫道，“蒸汽和電的使用、工藝流程改進、節省勞動力的機器的引進、更細的分工、更大規模的生產、外幣兌換帶來的奇妙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