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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知，朱元璋對劉伯溫的寬仁之說大不以為然。劉伯溫滿腹經綸，精通天文地理，在朱元璋爭奪天下的角逐中，他是最得力的謀士之一。在這一點上，他與朱元璋的關係，猶如張良之與劉邦、諸葛亮之與劉備。顯然這一次談話，劉基的回答“不稱上意”。朱元璋農民出身，幾乎是文盲，後來，在打天下與治天下的過程中，雖然學到不少東西，但他的經驗多於知識。儘管他常常表現出思賢若渴的態度，但骨子深處對讀書人始終抱有戒心。

客觀地講，劉伯溫說出“寬仁”二字，只是點出題目，下面只要朱元璋問他一句“如何實施寬仁”，相信劉伯溫一定會有一篇對症下藥的宏論。但朱元璋並沒有問他，而是噼裡啪啦自己講了一通，捎帶著還把這位謀士譏諷了一句“舍此而言寬仁，是徒有其名”。

在中國的古代，君臣晤對，是產生治國方略行政智慧的最好方法之一。皇帝與大臣，既相生，又相剋。相生之時，則君臣融洽，國泰民安。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唐太宗李世民與魏徵，一部《貞觀政要》記述甚詳。若君臣相剋，則天怒人怨。嬖倖之徒趁機以讒言獲寵，到頭來吃虧的還是老百姓。當然也有一種皇帝，對臣子非常“尊重”，常常不恥下問。如漢文帝把賈誼請來徹夜長談，結果是“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此種皇帝，徒落笑柄而已。

檢點明朝典籍，不難看出，朱元璋雖然經常與大臣晤對，但討見識聽意見的時候極少，大多數時間都是他發表宏論，臣下惟有諾諾而已。

不過，仔細研究朱元璋的一些宏論，還得承認，這個皇帝心裡頭始終還是裝著老百姓的，上面引述的他與劉伯溫的晤對，他不問青紅皂白把劉伯溫揶揄一通固然不對，但他對於“寬仁”的引申，倒真是頗有見地。他認為寬仁過於空落，是讀書人的酸語。對於老百姓來說，最重要的是實惠。

我曾經說過，政治是一門藝術，要想做好它，不但要有激情，更要有想象力。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以及鄧小平倡導的“一國兩制”，都是改革中政治想象力的典範。朱元璋缺乏想象力，可舉一例。曾有大臣向他建議像前朝那樣，給江西龍虎山的張道人“天師”稱號，朱元璋斥道：“天至高無上，怎麼可能還有老師？”

縱觀明朝的一些國策，朱元璋少有創見。他開創的大明王朝，說得準確一點，只是“開”而非“創”。我們說一個帝王應有雄才大略，這是統而言之。若分開來說，則開國應有雄才，創業則需要大略。朱元璋是雄才有餘，而大略不足。立國之初，他不遺餘力推行制度建設，也只是恢復帝國的秩序而非給新的王朝注入新意。他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人。他希望他的國家穩定而富裕，士農工商各有所務，田野多農夫而城市少流民；每一個臣民都充滿至高無上的道德感，都必須心存敬畏。

朱元璋是道德治國的極力推行者，在他看來，所謂道德，最緊要的兩個字是忠與孝。張居正寫過一副對聯：“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種田。”這位大明王朝最為卓著的政治家，雖然比朱元璋晚生了兩百多年，但他對這位開國皇帝的思想，可謂體會至深。今天，我們參觀那些江南的古村落，經常看到門楣上書有“耕讀傳家”四個字。毫無疑問，這裡浸潤著明代的遺風。忠臣與孝子，儒士與農夫，在明代大受推崇。

朱元璋嘲諷劉伯溫（2）

今天，我們常說中產階級是社會穩定的基石，這是西方的觀點。儘管在其衍變過程中增加了不少人文的內容，但其發端仍是經濟學上的考量。而六百多年前的朱元璋，卻是依靠忠臣孝子與儒士農夫作為中堅力量來穩定社會的。這四種人非但沒有共同的經濟基礎，貧富之間甚至有著天壤之別，但他們都有著共同遵循的道德準則。這在今天來看簡直不可思議，但在朱明王朝，每一個人都必須像聖賢那樣，強迫自己建立起道德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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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始終厭惡商人，關注農民

讓我們還是回到本文開頭的話題。朱元璋在山川壇祈雨，可見其對農業生產的重視。在他執政的三十多年中，農民問題始終是他的第一關注點。這不僅僅因為他是農民出身，更因為帝國的子民，百分之九十都住在鄉間。農業穩則農民穩，農民穩則天下穩。一個統治者並不需要強大的想象力，就能對這一國運作出判斷。由於出身與知識的雙重侷限，朱元璋厭惡商人，同時對流民亦抱有高度的警惕。他自己就當過流民，他認為流民是導致社會動盪的主要因素，而流民十之###都是離開土地的農民。這些人中除了極少數生性懶惰，大部分都是因為天災人禍而背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