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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此事甚錯，其原起於憾吉安人，而必欲殺吉安人為尤錯。今日俱為談往事矣！然何公佈衣之傑也，故有殺身之禍，江陵宰相之傑也，故有身後之辱。不論其敗而論其成，不追其跡而原其心，不責其過而賞其功，則二老者皆吾師也。非與世之局瑣取容，埋頭顧影，竊取聖人之名以自蓋其貪位固寵之私者比也。是以復並論之，以裁正於大方焉。所論甚見中蘊，可為何公出氣，恐猶未察江陵初心，故爾贅及。

李贄作為當時思想界的領袖，對張居正的評價，給我們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檔案。張居正為何不能容忍何心隱？乃至要殺他？是不是地方官揣摩其心理投其所好弄死了何心隱？李贄認為後者的可能性極大。何心隱以陸王心學傳人自居，當時整個湖廣地區私立書院很多，是傳統陸王心學的重要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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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宰相之傑”的爭論（3）

當其時也，官學的學生學習的是程朱理學，私立書院講授的是陸王心學。兩種思想互相激盪，甚至尖銳對立。張居正對程朱理學也有犀利的批判，同時也反對當時計程車林中人一味地拾揀陸王牙慧，所以他不會完全站在官方立場反對何心隱。他覺得國家要儲備人才，但大而無當不著邊際的清談無補於蒼生。實際上他對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是讚賞的。當心學演變為玄學，注重實學的張居正便有些擔憂，就像今天談到對青少年的教育，由於傳統文化遭到無情的解構，一些諸如理想、尊嚴、道德等固有的觀念為年輕人所不齒，而大肆崇尚西方文化，我們國家的文化安全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脅。張居正站在國家的立場上，對當時的講學之風也深為憂慮，他害怕所有的青少年變成崇尚空談的清流，因此斷然下令關閉全國眾多的私立書院。這樣做客觀上收到了鉗制思想的作用，但張居正的主觀動機是想正本清源，讓思想界能夠為他的萬曆新政服務。基於以上考慮，我覺得我們不要以思想家的思維方式去理解政治家的作為。對這一點，作為思想家的李贄沒有對張居正的做法提出任何批評，反而說張居正與何心隱“二者皆吾師也”。可見李贄對張居正的政治功績是肯定的。

第三個是于慎行。于慎行是張居正親自推薦給神宗當老師的。神宗也非常信任於慎行，張居正死後，還讓他入閣當了輔臣。宦官張誠與平反覆職的刑部右侍郎丘橓受神宗的派遣氣勢洶洶去江陵抄張居正的老家，于慎行寫信要丘橓別把事情做絕了。這封信的大意是：當張居正在權力頂峰的時候，滿朝沒一個人敢說他的壞話。現在他人亡政息了，卻沒有一個人敢說他的好話。這都是不對的。他認為要肯定張居正執政十年的成就，並希望停止對張居正的清算。這封信當時傳播極廣，許多正直的官員都佩服於慎行的勇氣。于慎行有君子之風，儘管張居正當權時賞識他，他也從不登門拜訪。他不登門，張居正也並沒有因此打壓他，可見他們之間的關係非常健康。雖然于慎行對張居正的改革措施與為人也不全贊同，但卻在張居正遭受迫害最厲害的時候仗義執言。神宗後來即時停止了對張居正的清算，這封信起到一定的作用。

以上三個例子說明，研究歷史人物除了研究正史，還應該研究同時代人的著述。同代人對張居正的評價比《明史》更為可靠。我覺得張居正擔當“宰相之傑”的盛名是當之無愧的。中國對人的評價標準，歷來都是把道德評判放在第一位，這樣有失偏頗。我不是說為官可以不講道德、不講操守，但這不能作為惟一的條件。評價一個政治家，一定要把事功放在第一位。要看他執政期間的作為，是不是有功於社稷，有利於人民。“富國強兵，尊主庇民”八個字，構成張居正的思想體系。這個思想是站得住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評價一個政治家的首要標準應是事功

梁啟超認為中國古代有六大政治家，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都在裡頭。這個評價不低。縱觀前人著述，對張居正評價最到位的是熊十力先生。他說，自春秋以降，直至今日沒有一個人超過張居正。熊十力說這句話的時候是1950年，在那個年頭說這樣的話，可謂犯了大忌。

熊十力對張居正這位荊州先賢的評價很高，但他對張的認識也是分階段的。第一階段，認為張居正是優秀的政治家，但晚節不保。第二階段，他也認為張居正使用了不應該由自己使用的權力，有權臣之嫌。同時他又肯定，張居正使用這些權力為社稷與老百姓謀了不少福祉。第三階段，熊十力認為張居正並沒有越權行政，因為管理國家的權力，本身就應該屬於宰相，他只不過做了中國第一人。

熊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