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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黨來解決。

康生等人在會上推波助瀾，栽贓陷害，說什麼“毛主席發怒了，是無產階級之怒，是無產階級的義憤！”

會議確定陳毅、譚震林、徐向前“請假檢討”，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對他們進行批評，直到認識錯誤為止。

當天會議結束以後，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三人根據會議的決定找陳毅談話，原原本本地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和對陳毅的批評，決定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等人“請假檢討”，由政治局召開多次擴大會聽取他們的檢討，專門解決他們的問題。

直到這時，陳毅才意識到這回漏子捅大了。

有了毛澤東的政治表態，林彪、江青一夥，更是拉大旗作虎皮，為所欲為。

從2月25日至3月18日，先後召開七次“政治局生活會”專門解決陳毅、譚震林的問題。

在這些會上，陳毅、譚震林、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李先念等人連續遭到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的圍攻和批判，並被加上“二月逆流”的罪名。

周恩來也受到了他們的批評。

白天，陳毅作為副總理兼外交部長，代表中國政府出現在各種外交場合，得處處注意外交禮儀，以免給中國的形象帶來哪怕很小的一點損害；入夜後，只要趕上參加“政治局生活會”，就成了眾矢之的，任人圍攻和凌辱。

二十八、奉命“請假檢討”（2）

他不得不多次違心地作檢討。

3月4日，他被迫寫了書面檢查，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

3月18日凌晨，陳毅參加完最後一次“政治局生活會”，身心已極度疲憊。

回家的路上，他強打精神問秘書石國寶：“今天幾號？”

石秘書回答：“今天是3月18日。”

陳毅心情沉痛地說：“四十年前，我參加遊行反對北洋軍閥，差點被打死，今天又挨鬥，‘三·一八’是最黑暗的日子。”

毛澤東雖然最初聽不進幾位老帥和副總理的不同聲音，一度大發雷霆，但在行動上還是採納了他們的不少意見。

後來他果斷地否定了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提出的“上海人民公社”這個名稱，而改為老同志建議的“上海革命委員會”。

他對《紅旗》雜誌社論《必須正確地對待幹部》親自作了修改，肯定和吸收了老同志的某些意見，下令釋放了“聯動”成員。

4月30日夜，他特地邀請周恩來、李富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李先念、餘秋裡、谷牧等到自己家裡作客，開了個“團結會”，以緩和緊張關係，同時批准這些人參加“五一”國際勞動節的公開慶祝活動，出現了難得的大團結局面。

這時，中央文革一夥更是變本加厲地撈權。

自從江青、康生等人把2月懷仁堂正義抗爭誣衊為“資產階級復辟逆流”、“二月逆流”以後，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政治局。

處理黨和國家大事的中央碰頭會也被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

中央文革小組無視周恩來宣佈的紀律，把“政治局生活會”上老同志的檢討，惡意歪曲篡改，肆無忌憚地亂拋機密檔案和內部材料，透過他們所控制的北大、清華等造反派向社會廣為擴散。

陳伯達、戚本禹接見外交部造反派時，明目張膽地向這些人“交底”：你們揪鬥陳毅，我們中央文革是支援的，如果有障礙，這個障礙就是周恩來。

在他們一再蠱惑下，4月6日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成立了“批判陳毅聯絡站”。

5月7日，這夥人以“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批陳毅聯絡站”名義編印了《陳毅黑史》，對陳毅極盡汙衊醜化之能事。

對於這些造反派的錯誤做法，周恩來極為憤慨，並盡力做工作加以阻止。

他得知外事口造反派醞釀開大會揪鬥陳毅，便及時接見外事口各造反派代表，勸說他們不要開這樣的大會。

他明確指出：揪陳毅的問題，中央不能同意。

他現在沒有罷官，還要工作。

他去參加大會作檢討，要創造好條件。

現在你們揪去，群眾一鬨，“噴氣式”一坐，那怎麼行？等有了條件，我陪他去。

北京外語學院造反派組成“揪陳大軍”，從7月15日起到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架設高音喇叭，組織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