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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牛仔總統對伊拉克的設計是，以美國的軍事佔領，打造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個民主國家。中央情報局前局長詹姆斯·伍爾西指出，“這是一個改變阿拉伯世介面貌的黃金機會，就像我們二戰後在德國所做的一切改變了中歐和東歐的面貌一樣。”而且，從歷史的角度看，他認為代價不算高。“85年前，當我們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當時有8個或10個民主國家。現在有120個左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一半民主了；20多個非阿拉伯穆斯林國家，也有一半是；我們有整個歐洲，除了白俄羅斯和短期內的部分巴爾幹。如果你回顧這不到一世紀內發生的事，那麼讓阿拉伯世界和伊拉克移往同一方向，看上去就不是很可怕了……這是辦得到的。”

自1991年海灣戰爭之後，美國開始全面主導中東事務，試圖在這裡建立一種“美國治下的和平”。為此，老布什和克林頓兩屆政府推行了一整套全面的中東政策。在阿以問題上，以1992年馬德里中東和會為框架，美國大力推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實現全面和解。在安全問題上，以美國的軍事存在為核心，以與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的盟友關係為支柱，構建一個相對完整的中東安全體系。與此同時，對伊拉克和伊朗實行“雙重遏制”政策。

然而，在阿以爭端問題上，儘管包括總統、國務卿在內的高階官員在這裡進行了上百次的穿梭訪問，敦促阿以進行了十多輪的談判，但總體來說進展十分有限。更為糟糕的是，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雙方不僅沒有實現和解，還再次陷入了幾乎無法中止的“暴力迴圈”。在構建安全體系方面，美國與其阿拉伯盟友的分歧在不斷擴大。例如，在沙特，民眾反對美國軍事存在的呼聲不斷提高，出現了針對美軍的恐怖活動。在對待伊拉克的問題上，1998年，沙特、阿聯酋、巴林等國拒絕為美國空襲伊拉克提供基地，海灣戰爭期間的反伊聯盟出現了分裂。在對伊遏制問題上，儘管美國透過“禁飛區”、空中打擊、武器核查以及對伊制裁試圖推翻薩達姆，但是，薩達姆政權的壽命似乎比任何—屆美國政府都長，它敵視美國的政策也沒有任何改變。更讓美國人氣餒和“疑惑不解”的是，儘管美國在這一地區投入了龐大的政治、外交和經濟資源，但針對美國的恐怖活動主要出自這一地區。可以這麼說，“9·11”事件的發生從某種程度表明，冷戰後美國的中東政策遭到了失敗。

“9·11”之後，面對這種日益感到“夾生”的局面，美國開始進行全面的反思。許多保守派認為，按照美國的標準，實際上像沙特、埃及、敘利亞以及海灣的阿拉伯國家“不配”做美國的盟友，這些國家不是“專制、獨裁”，就是“王權當道”，它們對內都實行“壓制政策”。美國與這些國家結盟，實際上把這些政權與國內民眾的矛盾轉移到自己身上。而中東和平之所以不能取得進展，主要是這些阿拉伯國家從中作梗，因為這些政權“害怕”一旦阿以實現和解，他們就失去了轉移日益激化的國內矛盾的渠道。同時，這些國家利用與美國的盟友關係，屢屢對美國在這裡的政策加以羈絆。而更為嚴重的是，其中的一些國家已經成為“恐怖之源”，“基地”組織的成員不是沙特人，就是埃及人，他們的經費也主要來自這樣一些國家。為此，美國在這裡“最好”的選擇應當是，重起灶，另開張，將這種“夾生”的局面推倒重來，運用自己的實力另建一套“新秩序”。而對伊動武可以說是這一戰略構想的樞紐。

不論從戰略地位、面積、人口和資源上看，伊拉克都是中東地區舉足輕重的國家。如果能夠拔掉薩達姆這個“釘子”，不僅能夠消滅美國在這一地區的一個主要敵人，而且能夠透過戰後重建以美國自己的方式全面塑造一個“新的”、“民主的”伊拉克。這樣一個伊拉克可以成為美國在這一地區新的戰略支點，發揮輻射作用，推動整個地區的政治變革，進而達到全面改造中東的目的。正如美國的一位保守派思想家所說的那樣，“推翻薩達姆是為建立民主而戰。過去美國透過對德國、日本的佔領，出色地使民主在那裡紮下了根。現在美國同樣可以這樣做。只有推翻薩達姆政權，阿拉伯世界才有可能建立民主制度，處於沙特、約旦、埃及等專制政權下的阿拉伯世界才可能點燃希望的火種。只要美國的決心不變，中東那些機會主義者就會與美國合作。美國要在整個中東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這是美國作為自由帝國的義務，美國要建立世界新秩序。”

事實上，在“9·11”事件後不久，美國政府內部就開始了這一醞釀，認為這才是在中東地區打擊恐怖主義的治本之策。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