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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樣地關照：“來日到朝門來找我，我帶你覲見，定有重酬。”此事的結局，自然是大安國寺和尚沒拍著馬屁，反吃了大虧。事後得知，這是一出棍騙與丐幫聯合出演的好戲。

王室宗子　破落為奸（1）

南宋高宗統治時期，京城臨安接連發生流氓分子侮辱婦女的事件，影響惡劣。當時任臨安知府的是宋朝宗室、秦王趙德芳的後代趙子肅，早在當刑曹椽、推官這類小官職時，就以破案斷獄出名。自從高宗欽命他治理首都，更以彈壓自負。及聞流氓侮戲婦女，連許多貴戚官員家眷也遭侵犯，憤懣無比，立責警方限期破案。因為受害女子中極少有主動報案的，所以缺少偵破線索。後來警方想了個主意，從發賣罪犯眷屬的牙儈處借來幾個準備賣作婢女的女子，讓她們扮作良家婦人出遊，引蛇出洞，又使巡捕悄悄隨其身後監視，最終當場抓獲幾個無賴。然後順藤摸瓜，擴大拘拿範圍，竟挖出一個專以調戲婦女為樂事的團伙來，為首者綽號“攔街虎”。

聽聽“攔街虎”這名頭，其人嘴臉不難勾畫。但令趙子肅大吃一驚的是，這個流氓幫夥的首惡，居然也是皇家“宗子”。雖說支庶別傳，如今已是庶民身份，但憑著這一脈“趙官家”的血統，諒官府也得承讓幾分吧？沒想到趙子偏不買這個賬，錄下口供後，霎時黑下臉來，喝令皂班將其拖翻重打。未滿三刻，這條橫行市井的沒毛大蟲，便被活活打死在臨安府大堂上，一時輿論大快。

趙子肅為民除惡，贏得了“剛決”之譽。但是南宋一代，像“攔街虎”這樣披著“宗子”虎紋斑皮的流氓兇徒，卻是愈冒愈多。略舉幾個弄出名氣的：宋理宗時，饒州有個不知是“趙官家”第幾代玄孫的趙若陋，官方檔案稱其“專置訛局，把持饒州一州公事，與胥吏為黨伍，以惡少為爪牙，以至開櫃坊（櫃坊，宋代對專營賭博的場所的通稱），霸娼妓，騙脅欺詐，無所不有，罪如山積”。同一時期的信州，也有個“宗子”趙時，“聚集兇徒，百十為群”，儼然是一流氓團伙頭子，不僅劫奪公產，甚至連受到官府重點保護的地方文物，照樣被他指揮徒黨通通砸壞，以至激起社會公憤。不過這同地屬兩浙東路的處州相比，又屬於小巫見大巫了。那個地方一下子冒出了三男一女四大流氓，有趙假熹、趙汝佛自稱“宗子”，趙汝安自稱“宗女”，其丈夫葉庚自稱“郡馬”。四凶同惡相濟，凡“開置櫃坊，宰殺耕牛，奸奪妻女，騙詐店戶，流蕩淫穢”，堪稱五毒齊全。有些地方官員忍無可忍，不得不搬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道理，恨聲連連地發出責問：“身為宗子，獨非王臣乎？”

其實再把眼界放寬些，歷史上許多封建王朝在步入其統治的中期和後期時，都有為數可觀的“宗子”紛紛墮落為市井無賴，成為古代流氓群體的來源之一。囿於篇幅，這裡不再一一列舉，倒是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值得略加分析。

首先，封建社會的嫡長子繼承製度，只能保證與權勢財富相聯絡的爵位封號，在極有限的範圍內單線承襲，其中還得把因種種罪名奪爵或降等的處分計算進去。因此，任何皇室的統治時間一長，總會有大批成員的實際身份已降為流佈民間的庶人。比如西漢遠支皇族、被赤眉軍舉為皇帝的劉盆子是個放牛娃，東漢遠支皇族、被漢獻帝尊為“皇叔”的劉備是個編草鞋的。這種社會地位的深幅跌落，應該說已經為一部分人竄入流氓群體洞開了門戶。

王室宗子　破落為奸（2）

其次，隨著社會地位的急劇下降，經濟狀況也同步惡化。大部分人姻親等關係愈益疏淡，已無指望從皇室財政補貼中分一杯羹。在難以為生卻又不改遊手好閒惡習的矛盾中，很容易擠兌出自甘墮落的主觀意向。比如清朝後期，北京城裡號稱“黃杆子”的無賴團伙，全是疏宗別支的“天潢貴胄”。寧可像乞丐般處世做人，卻沒有一個肯去老老實實幹活餬口的。

最後，多數封建政權前後相襲的發給“宗子”降生憑據以證明“血統”的制度，客觀上為他們作惡民間提供了一張虎皮。從歷史上看，不少墮落為流氓的“宗子”，並不一定存在生活上發生困難的窘迫。如元明時期流氓活動的特點之一，就是在經營賭場、走私、包占關閘這類公然與國家法令相抗的勾當時，多拉攏宗室成員入夥，目的就是要利用他們“帝王苗裔”的名義，迫使官府承讓幾分。那些為貪圖不義之財而樂於為其利用的“宗子”們，則在這種沆瀣一氣中逐漸完成了自身從“皇族”到流氓的演變。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貴為“皇族”的宗子也會向著流氓身份轉換的緣故，就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