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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身之前，我往往先替他裝好三支菸槍的煙泡，又黃、又長、又松（按：有此癖者，對裝得好的煙泡有三字好評即黃、長、松），唯有這種煙泡，吸的時候才可以一氣呵成，大過其癮。丁公知道是我裝的煙，從此對我更加親切，在煙榻上教導我幾句話，說是“道無術不行，術無道不久。所謂道，即指醫道而言；所謂術，是指醫術而言，術不能走歧途”。我聽了他這兩句話，認為真是做醫生的金玉良言。可惜丁公不久仙逝，我又拜在其哲嗣仲英先生門下，從遊甚久，才敢開業。

謝公利恆當時是中醫學校的校長，親授課本，畢業後我邀集同學與謝師每月宴聚，談笑甚歡。可惜在我離滬不久後，謝公即因鬱鬱寡歡而逝世了。

丁仲英老師，教我最多，不但醫術，即心理衛生也是丁師教導的。四月三日適為其九十生辰，敬以此文，為丁師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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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初期 病家寥寥

我從丁仲英老師開方約兩年，學到不少診治的經驗。丁老師在他家天井裡有一間小室，專門作為施診給藥之用，由我處理其事，從早晨七時坐診到九時。這兩個小時之間，來的都是貧苦病人。我初時擔當這個任務，病者幾乎個個都不先講病況，一定要等我診脈之後，說出他的病情，才肯開口。揣測他們的心意，好像因為我年輕，要考考我的本領。可是診脈之道，是四診（望、聞、問、切）的末一診。老實說，那時我初始診脈，對脈理還沒有把握，對他們的病情，有的說得就不對。我就覺得雖說學以致用，等到用時就發覺自己的本領還是不夠。丁老師就教我一個秘訣，說：“病者坐定之後，你該先問他一聲，起病有多久？凡是日子不多的，多數是外感症；日子久的，一定是內傷和虛弱症。”這真是一個由經驗得來的秘訣。病人即使想考驗我，他也不能不回答這第一句問話。從此，我於診脈之後，就有了頭緒，凡是起病只有兩三天的，我就說：“你有頭痛、咳嗽、流涕及洩瀉。”一路說下去，他們總是點頭稱是。

舊時上海，大人患的多是傷寒病，小孩子多數是吃壞的病和出痧子（即麻疹）及喉痛，女性無非是頭暈、白帶、月經不調等，只要鑑貌辨色，已經能夠知道。十個人之中，七八個人給我說對了。

我在丁家學到醫傷寒症的一套處方用藥的程式，到這時便有了“學以致用”的機會。

當時來看病的貧苦患者，也不知道我姓甚名誰，只是叫我“小郎中”，每天由十號八號增加到二十多號，我自己兼寫藥方，居然能應付裕如。其中有不少是人家的車伕、門房以及商店的小夥計，我治好了他們的病，傳到他們的東家耳中，那些東家竟然也常常指定要“小郎中”來看。這時我用自己印的“丁仲英門生陳存仁”方箋，病人臨走總是給我一個“紅封袋”，裡面放著小洋二角或四角，也有放入一元的。每天這種付錢的病人，也有三號五號，後來增加到###號。丁老師大度得很，毫不介意，還認為孺子可教；但是掛號先生和老師的家人則認為我是“飯店門前擺粥攤”，期期以為不可。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就在南京路望平街（今山東路——編注，以下地名括注均為編注）轉角柏林花紙行樓上設診所，自己開業，同時又辦了一份《康健報》。

望平街是上海報館的集中地，也是報販發報的聚集地。當時我的診所，月租是五十銀元，不但佔了花紙行樓上整個一層，而且還連著“心心”照相館的二樓，所以地方很大，除了掛號處，其餘就是我的診症室。我的座位之後，就是一行很大的書櫥，診病的桌子亦很考究，在對面就是一排候診者坐的沙發。可是開診伊始，第一天只來了一個病人。連續一個月，每天從未超過五人。因此，我感覺到我的診症室太大，來看病的人，總是見不到其他病人。病人越多，業務越忙；病人接不上，便覺得冷清清的。病人少，是做醫生最犯忌的事。

業務發展 貧病做起

一天，有一個穿灰布棉衣褲的人進來，見到另有一個病人，他就站在旁邊看我寫藥方，我用藥都是三錢、五錢、錢半、八分。等那個病人一走，他坐了下來，似諷非諷地唱著“三兩、二兩、兩半、八錢”，接著就說：“陳先生，你用藥何以如此的輕？”我說：“我的老師丁甘仁和丁仲英先生，都是這樣用藥。譬如要通大便，只要熟大黃錢半必通，用二兩三兩就瀉過了頭，所以用藥太重，等於浪費，而且病人會腹痛抵受不住。”那人聽了我的話，態度為之一變，又帶著笑容問我：“照《傷寒論》上的用藥，都是講二兩三兩的。”我說：“我的國學老師章太炎先生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