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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曷遲，去之速矣”，“心之憂矣，不期祿矣”等句正是他內心情感的真實流露。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左右，董仲舒以九十多歲的高齡老死家中，走完了既熱鬧又寂寞、既坎坷又平坦、既偉大又可悲的一生。

五

我之所以跳過被歷代封建統治者尊崇的聖人孔子，透過董仲舒來敘說儒教，是因為以我的一管之見，認為董仲舒在儒學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要遠遠超過孔子。

此前我們已有所論，孔子並非原始儒學的創始人，他不過以增刪、編訂、整理經書為手段，將宗教性質的原創儒學改造為積極入世的世俗儒學。他奠定了我們今日所認識的儒學之根基，但也不過就是諸子百家中的一門學說而已。即使我們承認孔子為儒學的創始人，也不過如墨翟之於墨家，老子之於道家，韓非之於法家，惠施、公孫龍之於名家，鄒衍之於陰陽家而已。作為諸子百家中的代表性人物，儘管在本家學說中居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但在相互爭鳴的百家中卻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突出與炫耀之處。如果不是將儒家定於一尊，儒學雖屬顯學，也比法、墨、道等家高明不到哪裡去。司馬談曾在《論六家要旨》中對重要的諸子學說之優劣做過一番相當客觀、頗有見地的分析比較：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從上可以看出，司馬談最為推崇的還是與時而化的道家。然而，最後卻是“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的儒家佔據了中國古代文化的“巢穴”，凌駕於其他各家之上，此中功績當數董仲舒一人。如果不是他的明確建議，漢武帝就是推崇儒家，也不會如局中人那般一下子就置對手於死地——凡與儒家相左的皆以行政手段全部罷黜，一個個“斬盡殺絕”。這樣的主意，只有互相攻訐、拆臺的對手才能想得出來。董仲舒說出了封建君主想說而無法形諸語言的內容，就那麼一眨眼的功夫，中國傳統文化兩千多年的命運就被一雙看不見的“上帝之手”決定了。要說儒家的有功之臣，除了“畢功於一役”的董仲舒外，還能找出第二個可以與之比肩的嗎？因此，王充說“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儒學的正宗、代表及落腳點就在董仲舒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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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馬齊喑的始作俑者（10）

當然，封建帝王之所以在諸子百家中看重、選擇了儒家，也因儒家有利於他們的統治。對此，梁啟超在《中國古代學術思潮之演變》中寫道：“週末大家，是與孔並者，無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於專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於干涉，與霸者所持之術，固已異矣；唯孔學則嚴等差，貴秩序……於帝王馭民最為適合，故霸者竊取利用之，以宰制天下。”

儒學在董仲舒之前還只能算是一門學問，而一旦定於一尊，就成了一種“教”。教者，唯有一套凝固的模式，而少有發展與創新，比如佛教、基督教、###教，它們的教義自誕生之日起就已明確，後人所能做的，就是誠惶誠恐地信奉。當然，為了適應時代，少量的改造也是有的，但萬變不離其宗，教旨的框架與規範是怎麼也突破不了的。人們之所以將儒家、儒學稱為儒教，也在於它具有這種“萬變不離其宗”的“功能”。

董仲舒對儒家的功勞似有兩件，一是向漢武帝提建議，另一件便是將一輩子的心血耗於春秋公羊學的研究之上，並用它對儒家的學說加以改造。孔子的第一次改造使得原始儒學成為世俗儒學，而董仲舒的第二次大的改造則更是使它由早期的形而上“淪落”為統治者的一門地地道道的“馭民”工具——政治儒教。

董仲舒改造後的政治儒教影響了漢代及以後的政治、倫理、文化、經濟等方方面面的內容，改變了我們腳下這塊賴以生存的土壤，在此不得不略加闡述：

一、天人感應。這是董仲舒以陰陽五行原理為基礎構建的一套宇宙模式論，他認為，天地之間充滿著陰陽和五行之氣，人生活在地面，與天隔著一層氣，氣是天和人的中介，人與天正是透過陰陽與五行之氣進行精神層面的交流，相互感應，息息相通。天有所變，人有所感，只要細心體會，就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