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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江都相，不就是希望能夠匡正、勸諫易王循規蹈矩、忠心朝廷的嗎？可易王不僅沒有改變，還有點變本加厲了，你這個相國到底是怎麼當的？！漢武帝一惱怒，就撤了董仲舒的江都相之職，將他召回長安，降為中大夫——一個沒有固定責任的閒職。

董仲舒回到長安，怎麼也閒不住。拿了皇上的薪俸，當然得幹活才行，沒有具體政務，就將他的一套《春秋》政治學說傳授給漢武帝的近臣吾丘壽王及太子劉遂等人，同時還進行春秋公羊學理論與社會政治實踐相互結合的探討與研究。

董仲舒從“靈驗”的求雨、止雨活動中得到啟發，將這種思維方式推而廣之，以《春秋》為據，把自然界的突發事件與社會的政治現實聯絡在一起，相互推導、相互求證。沒有想到的是，他差點因此而遭致殺身之禍。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一天晚上，董仲舒不知怎麼就想起了前些年發生在遼東高廟及長陵高園便殿的失火事件，一時間，他不禁神思飛揚、靈感倍增，便以此為例，運用《春秋》中的災異論分析、推演了一番。他認為之所以發生宗廟燒燬的非常事件，原因就在於朝政積弊未除，皇家宗室驕奢淫逸。而挽救的措施就是秉承天意，清明朝政，剷除朝廷內外的擅權作威之人。他一邊分析推理一邊順手記下，乃至通宵達旦，才寫成一篇草稿。然後，他走出門外，呼吸著清早的新鮮空氣，沐浴著初露的晨曦，一邊漫步一邊繼續推敲不已。

湊巧的是，與董仲舒來往密切的同事、中大夫主父偃一大早就前來拜訪他。僕人讓主父偃等候，他不禁慢慢地踅進董仲舒的書房，往書桌上一瞧，一眼就發現了一份剛剛草就的手稿。拿過一看，上面的內容不禁嚇得他心驚肉跳。稍稍鎮靜，具有小人邪惡心理的主父偃認為自己飛黃騰達的機會終於來了，將這份“災異之記”的草稿偷偷塞進懷裡不辭而別，然後密奏朝廷將董仲舒告了一狀。

漢武帝看了這篇草稿，也不想貿然處理，就想出一個萬全之策，急召當朝賢良，傳閱草稿，徵求他們的意見。草稿沒有署名，也沒有謄寫，字跡隨意，一時難以分清何人所作。傳到董仲舒的學生呂步舒手中時，他當然也不知道這則“災異之記”出自恩師之手，就揣摸皇上的心理，針對其中的內容大加撻伐，認為作者不明事理犯上作亂，表面上是引經據典，實則是對經典的褻瀆與歪曲。其他學者也一致附和、贊同呂步舒的抨擊。於是，董仲舒被打入監獄。若以妖言惑眾、下級誹謗上司等幾條罪名而論，按當時的刑法，足可將董仲舒判個死罪。後來，漢武帝看在他那份卓越的“天人三策”分上，才下詔赦免了他。

萬馬齊喑的始作俑者（9）

不久，董仲舒又重獲啟用，官復原職。這時，江都王劉非去世，新主劉建繼位，漢武帝又派董仲舒復出江都再次為相，輔佐少主。劉建從小作惡多端，對董仲舒的勸諫與輔佐根本就聽不進去。為吸取上次漢武帝遷怒的教訓，董仲舒主動請調，轉徙膠西王國為相。膠西王劉端雖然能夠善待他，但兩人的合作也不愉快。後來，董仲舒看出劉端驕橫暴戾圖謀不軌，而自己又無法扭轉，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惹出殺身之災與滅族之禍。惹不起躲得起，想到這些年伴君如伴虎的宦海沉浮，董仲舒對從政一途已然心灰意冷。於是，他向武帝遞上辭呈，請求告老還鄉。這一年，他已是七十七歲的老人了。

董仲舒的從政經歷與孔子似有不少相同之處，孔子與其弟子到處碰壁，還不時遭受驅逐、圍困與飢餓的“糾纏”；而董仲舒則是不受重用，每到一處，都與別人合不來，無法和諧相處，結果空有一腔大志，不得不主動引退。學術與政治，嚴格說來是兩條不同道上跑的馬，而孔子與董仲舒硬要將它們生拉硬扯在一起搞什麼“拉郎配”，最後受到戕害的只能是學術。他們相當狼狽的從政之路，也從某一方面證明了儒學與政治的不合時宜。可是，他們卻不明其理，一心想著為君王服務，為朝廷效命。自己從政不達，還將滿腔希望寄託在後來的儒者身上。

董仲舒回到長安老家後，“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與早年對學問的學習研究有所不同，董仲舒晚年以著述為主，將畢生的研究成果與人生結晶形諸文字，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辭官居家後寫成的。如果董仲舒老死官場，那些流傳至今的總結性文字如《春秋繁露》等也許在它們還沒有問世時就已“胎死腹中”了。由此看來，士以不遇為幸遇。

然而，董仲舒即使告老之後，還是念念不忘官宦仕途，心有所繫，感慨萬端，不禁黯然神傷地揮筆寫了一篇《士不遇賦》的長文。其中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