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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巔（13）

中國商品經濟不發達，也就沒有以商品經濟為內容的民法。正是民法，充分體現了法治的價值，其中的人權、所有權、平等權是現代公民權的原型；民法中的社會契約觀念、平等自由精神、個人主權意識正是憲政法治的社會文化源泉與基礎。

由此可見，中國歷史傳統所決定的社會土壤，難以自發地誕生現代憲政法治。即以哲學思想而言，直到明末清初的黃宗羲才具有一點真正的的民主意識。他在《明夷待訪錄》中指出，秦以後的法律都是“一家之法”、“非法之法”，而不是“天下之法”，於是“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而此前歷史上所有思想家的認識，都沒有超出封建人治的基本範疇。

哪怕鴉片戰爭後的列強入侵，雖然對中國封建國家主權有所打擊、削弱，但並沒有對內部的專制政體構成衝擊與破壞。

近代的仁人志士們引來西方“火種”，追求民主、科學、自由，即使他們，民主也非政治變革所追求的真正目的，而是作為一種富國強兵、反帝救亡的手段。此後，救亡的呼聲便一直壓倒、掩蓋了民主的啟蒙，直到公元1949年全國解放。

而“文革”時期，文化虛無主義又使得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一點民主與法制建設摧毀得蕩然無存。

直到今天，痛定思痛之際，我們才對西方國家三權分立的施政原則引起足夠的重視，並作為一種合理的行政管理模式加以借鑑。

外來的民主憲政、法治建設能否嫁接移植，茁壯地長成一顆參天大樹？

民主政體固然不是盡善盡美，也不是最好的理想政體，然而，它卻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好的政治體制。

人治，必將被現代文明與民主法治所拋棄。

其實，當唐太宗將封建人治推至頂峰後，後人們在無法企及的失落與衰敗中早該認真反思，換一種“活法”了。

儘管如此，唐朝仍是中國人心中一個遙遠的理想社會、一片燦爛的文明夢景。當中華民族的民主法治走上正軌，封建人治作為一種永遠不再的歷史遺蹟後，我們再來回望唐太宗所開創的傳統人治與封建盛世之巔，感受唐朝的博大、強盛與陽剛，或許會從另一角度獲得某種獨特而深刻的啟迪感悟，獲得一種永恆而神聖的朗朗光照與奮鬥不息的精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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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勝重負的黃袍加身（1）

一

當大唐盛世的最後一抹餘暉於公元906年徹底消失在歷史的地平線之後，代之而起的是無數割據一方的短命王朝。“唐室既衰，五季迭興，凡易八姓，紛亂天下五十餘年”，後代史官在敘述這一戰亂頻仍的黑暗時代時，總是無法保持慣有的客觀冷靜態度，筆墨間往往飽含著一股強烈的憤激之情。相比於大唐的繁華、強盛、富裕與博大，五代十國的分裂、動盪、衰微與混亂彷彿使人感到具有幾千年歷史的悠悠古國已經進入了它的末世。

事實也正是如此，自唐以後，中華文明雖然有過多次復興，然而大唐盛世已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一座難以逾越的山峰和標高，人們只有在對歷史的回望中才能領略當年黃金時代的燦爛。

儘管輝煌難再，但那“天下大勢，分久必合”的大一統觀念早已深入人心，黎民百姓在戰亂的夾縫中艱難而執著地生存著，總是滿懷希望地渴望天下明主早日誕生，期盼中華民族再度統一，憧憬朗朗乾坤重現人世。

就在人們焦灼難耐的強烈期盼中，“明主”猶如難產的嬰兒終於呱呱墜地，真的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中了——這位明主不是別人，就是宋朝的開國君主趙匡胤。

後周顯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四這一天，一群即將遠征的軍人在開封東北四十里的陳橋驛群起鼓譟，於一片喧囂地鬧嚷中將一件黃袍披在時任檢校太尉、殿前都指揮使的趙匡胤身上。於是乎，一位開國君主與封建王朝就這樣應運而生了。

年僅三十四歲的趙匡胤撫摸著披在身上鮮豔而高貴的黃龍袍，昨天還在為立足與發展而奔波祈禱的他沒想到眨眼間就變成了位居九五之尊的天子，一切恍惚如在夢中。這一變化實在是太大太快了，面對群臣的磕首跪拜，他一時還無法適應，難以端足皇帝的威嚴與架子……

趙匡胤於後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三月十六日出生於洛陽城內的一個官宦世家，先祖曾為唐朝政府官員，父親趙敬是一名戰功卓著的出色將領。趙匡胤從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