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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了，到戰爭最終的消亡似乎還很遙遠（對世界上現存的兩種社會制度和國家來說，資本主義國家在新經濟作用下並未出現衰敗，社會主義國家處在初級階段）。難道我們只能戰戰兢兢面對戰爭威脅？或者是不遺餘力地調動所有的智慧和能力，不斷地破壞，不斷地“創造”，“樂此不疲”？如果我們要靠這種破壞來刺激來推動創造精神和文明程序的話，那最終消亡的不是戰爭，而是人類！

因此，我們應該在介於戰爭與和平之間找到新的出口，在當今世界戰爭舞臺上投放一些新的力量，設計一些更為理想的戰爭形式，來釋放那些隨時可能迸發的戰爭破壞力。也就是說，在戰爭形態無法剷除的今天，我們如何採取有效的形式和方式，使積蓄的戰爭能量透過一定的渠道和場所釋放出來，努力減小戰爭對人類的破壞程度。

這一切，觸動了我學術創新的神經，激發我研究資訊戰的靈感。

在20年前也就是我創造資訊戰理論的時候，被許多人也包括我自己，稱作是一個夢想：一個資訊戰的夢想！夢一般都在入睡以後做的，但別人說我研究“資訊戰”，提出“資訊能作戰”是白日做夢，有的人更刻薄，說“沈偉光想成名成家先成神經病了”。

1985年對軍隊來說有一件大事，就是小平同志對國際形勢作了正確分析後，認為世界大戰在較長時期內可能打不起來，有可能為我們提供一個和平的建設環境，於是對我軍建設指導思想作了戰略性調整，軍隊從過去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轉變到服從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小平同志的判斷和決策是非常正確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切。但我當時卻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從國家全域性來講，軍隊要“忍耐”，要服從服務於經濟建設，而作為軍隊自身來講仍然應該以戰爭為中心，腦子裡要有戰爭這根弦，時刻準備應付戰爭危機，不能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更不能直接參與經營活動。在當時國際國內大氣候下，要能認清這一點是不容易的。從國際環境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十年裡，沒有爆發傳統意義的世界大戰，一些資料還表明，戰爭形勢有趨緩的跡象，和平因素超過戰爭因素的增長。對軍隊來說，感到自身的地位作用下降了，潛在的敵人似乎沒有了，部隊訓練中假想敵也找不到了。那麼，世界真的是天下太平了嗎？

1985年前後，對國內影響最大的還有一件事，資訊化浪潮開始衝擊全球，資訊時代、資訊社會的徵兆開始出現，資訊的魔力體現到社會的一切領域。我想，新的時代必然伴有新的戰爭形態出現。尤其是當時，美蘇對抗、東西歐對抗，尤其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異常激烈，卻沒有爆發傳統的大戰，卻在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等“寂靜的戰場”展開激烈的鏖戰。尼克松有一段話使我深思，他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已經開始，”“今天有一個介於和平與戰爭之間的廣大的中間領域，……我們必須在這個領域內同對手交鋒”。第一句話比較好理解，是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第二句話連他自己也沒有搞清楚。那麼是否存在著戰爭與和平之間的戰爭呢？

上述這些思考，形成了那個時期我研究的三個問題：

第一， 能否設計一種“文明”的戰爭；

第二、戰爭趨向緩和，是否天下太平，還是以其他形式展開：

第三，資訊時代到來，在改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同時，是否也在改變人類使用暴力的觀念和方式，是否會出現新的戰爭形態？

帶著這樣批評的眼光，帶著這些不可思議的問題，開始了對資訊戰的研究。《資訊戰》這本書寫得很快，1985年底就完成了，但出版週期卻用了5年，其間的坎坷是無法言表的。這5年，我只發表了一篇散文、一篇詩評，我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完善資訊戰理論。學術界的朋友們說，沈偉光失蹤了。

應該說，我在提出資訊戰理論時，確實帶著美好的夢想，是把它作為一種文明戰爭、理想戰爭來設計的。

世界上最著名的研究“夢”的專家是奧地利人弗洛伊德，這位出生於1856年的猶太藉神經病醫生被稱為精神分析的創始人，他的《精神分析引論》、《夢的釋疑》非常著名。他認為：雖然每個健康人都做夢，但同時“夢”又是一種神經病的症狀。在座的各位都做過夢，有的一晚要做好幾場夢。我們講，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白天想一個人了，晚上會做“春夢”；白天干壞事了，夜裡會做“噩夢”。我做的最恐怖的夢，是考試的夢。因為我上學的時候沒有考試這一說，在文革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