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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越是體力疲乏越需要精神飽滿來彌補，也更能體驗精神創造的愉悅，更加珍惜自己的精神產品。1985年，我動手寫第一部學術著作《資訊戰》後，因為受精神所累曾將原稿撕毀過多次。我的學術生涯像一場看不到終點的馬拉松，靠筆一個格子一個格子爬，用電腦一個字一個字敲，艱難地走向這條不歸路。搞研究不像體育比賽有對手有壓力，很寂寞，很傍惶，有時為了達到目的還需要給自己找無形的對手和壓力，給自已尋找敵人和設定目標。而且與文字打交道來不得半點疏忽，掉一個字就詞不達意，錯一句話就文不對題。如果沒有抗艱苦的信念和毅力，在希望與失望的迴圈中尋找快樂，是不會堅持到現在，擁有今天的學術快感的。

當上一名解放軍幹部後，我終於疼下決心拋開那些不切實際的文學夢、作家夢，把寫作的眼光盯到軍事學術研究這個目標上。第一篇軍事學術研究文章的題目是：《談談戰鬥中團後方地域的配置》。這篇文章被入選師司令部舉辦的軍事學術研討會，作為發言論文，但放在最後一位，規定發言時間是10鍾。主席臺上最高的領導人是已任師司令部參謀長的吳銓敘，會議將近尾聲，主持會議的作訓副科長劉洪凱正準備請吳銓敘作指示，一個重要電話把吳銓敘催走了，為了不使會議冷場，劉洪凱挑了一篇時間最短的文章救場，從而懵懵懂懂把我推上了軍事學術研究的講臺。接完電話回來的吳銓敘，心情非常好，作了熱情漾溢的總結講話，還講了一大堆表揚我的話，有一句話使我刻骨銘心：“我聽了半天的發言，只有沈偉光的發言像一篇學術討文，觀點鮮明，論據充分，”云云。後來我猜想，也許其他的發言他根本沒有認真聽，也沒有心思聽得進去了，因為那個上午是決定他命運的半天，軍區常委會正在研究他出任2師師長的任命。而那個電話對他確實很重要，據說那個電話是他仕途中無數個頭報中最重要的一個，這不能不令他振奮：軍區常委會任命他為2師師長。不管是怎樣一種情況，無論是機遇的青睞，還是命運的安排，不管吳銓敘將軍的一番話是有所指或無所指，或者這番鼓勵我的話，是將軍先生說過千萬句褒獎詞彙中最無關緊要最缺少記憶的一句話，但這一番話，這一段經歷對我很重要，因為這一切的的確確影響和改變著我的一生。

那一年我20歲。

很有意思，就在我的文稿修改到此處時，也就是2004年10月8日那天，吳銓敘將軍攜夫人到杭州休假，他點名要見我。吳銓敘將軍這次是無官一身輕，從參軍入伍到副總參謀長退下來那天正好是50年零7天。23年後，我在杭州的華北飯店再一次見到了他，我從包裡拿出《沈偉光戰略研究叢書》送給他，他哈哈大笑，說：“你的書我早有了”，並告訴他夫人：“沈偉光出書是一套一套的”，又指著我《新軍事參考叢書》說：“這套書我也有，我經常對他們說，現在資訊戰那麼熱，沈偉光早就寫了那麼多有關資訊戰的書了”。他還教導我，為人處事要做到“為人正，辦事實，做官清，待人誠”，年輕同志要“牢記老傳統，寫實新篇章”。這是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面對面地單獨聆聽他的教誨。這次見面我很感慨，我們能像老熟人似的交談，並不是他對我特別熟悉，他的部下有成千上萬，能夠叫上名字的並不多，對我來說，主要還是我的那些書給他留有深刻的記憶。這就更堅定我的信念：走自己的路，為理想戰爭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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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女之作

我的處女作是發表在南京軍區陸軍學校一份內部刊物《教學研究》1982年第4期上的一篇學術文章，題目是：《要拔“釘子”不要鑽“空子”》。

那時我們的作戰物件是“蘇修反動派”，我們軍還曾經出過一個因研究蘇軍成名的藍軍司令王聚生。《拔“釘子”》這篇文章就是研究如何突破蘇軍摩托化步兵營防禦陣地的一個戰術問題。過去一般認為，也是教材、經典的規範，進攻部隊應把突破口選在敵方兩個支撐點之間的“薄弱部位”，如防禦的間隙地和接合部上，突破分隊應像庖丁解牛一樣遊刃於骨隙之間，善於鑽“空子”。這篇文章對這種規範提出了質疑，認為在現代化條件下作戰，蘇軍的“薄弱部位”並不弱，這種間隙地和接合部往往是蘇軍的障礙物設定地和各種武器密集射擊區，鑽“空子”等於掉進泥潭，鑽入火袋。開啟突破口，必須拔“釘子”，突破分隊應像一把鉗子專門用來拔支撐點這顆“釘子”。蘇軍環形防禦上的支撐點，好像三角架的支架缺一不可，只要拔掉其中之一個，就會動搖敵整個防禦體系，震撼敵鬥志。

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