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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趙煒，1932年出生，１９５１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１９５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幹事、秘書，鄧穎超秘書；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１９８５年任全國政協第六、七屆副秘書長；是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特邀）、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提案委員會副主任。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了對臺工作的九條建議，即“葉九條”。趙煒說，這是鄧穎超領導的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在廣泛調查研究和徵求意見的基礎之上，對海峽兩岸的經濟、貿易、文化、商務、交通、民航、郵電等方面情況制定的具體對策，經過反覆修改，擬定了兩岸實現和平統一的具體化方針政策。鄧穎超參加了中央書記處會議的討論，並詳細研究定稿，報中共中央常委審批。“葉九條”發表後，引起了海內外的震動，體現了我們的博大情懷，也體現了我們對臺灣人民的切實關懷。“葉九條”受到臺灣民眾的普遍歡迎。

緊接著，廖承志致蔣經國的公開信在《人民日報》發表，又是引起海內外的極大震動，觸動了民族的深情。這封公開信的撰寫和發表也是在鄧穎超領導之下進行的。1982年7月，鄧穎超看到了蔣經國的一篇悼念父親的文章，文中思鄉之情濃濃。鄧穎超立即召集對臺領導小組開會研究，建議由副組長廖承志來給當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窗蔣經國先生寫公開信。鄧穎超和廖公一起推敲文句，文中引用了周總理當年在張治中給臺灣故舊公開信中增加的“寥廓海天，不歸何待”的話；引用了魯迅的著名詩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極為感人，又道理鏗鏘。

趙煒說，鄧穎超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和工作藝術，對於對臺工作，鄧穎超高屋建瓴，思慮縝密，她多次指出，統一祖國大業維艱，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於長期的埋頭苦幹，要採取細水長流的辦法，不要斷，然後匯成江河大海；同時要見縫插針，對臺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時間性都很強，機不可失，要插得有效果，不要把針插歪了，也不要插出血了，也不要拔不出來了，要有耐心和韌心，埋頭工作。每件工作都要紮紮實實地去做。這些話樸實、形象而又深刻，對指導當前的對臺工作都有現實意義。

1984年，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想，鄧穎超在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上強調指出，“贊成統一就是愛國。在統一的大前提下，一切問題都好商量，總會求得合情合理的解決”。

趙煒說，1985年，鄧穎超去沿海地區視察，在廈門，鄧穎超聽取了廈門市臺辦的工作彙報，還饒有興致地透過高倍望遠鏡看對面的金門，感到特別高興。鄧穎超聽到廈門廣播“解放軍進行曲”，當即要求有關部門研究改為“五星紅旗”歌曲，並指出對臺宣傳要講究方法，考慮到對方的接受與否。鄧穎超還諄諄告誡當地政府領導，你們掌握著第一手材料，要為上級領導決策提供參考。

趙煒告訴我，鄧穎超曾說，對臺工作是一個長期的、複雜的、艱鉅的工作。她瞭解到我們對海外宣傳工作力度不夠時，就反覆闡述：“我們有很好的政策，很好的內容，我們的同志要學會做宣傳工作。一定要準確地按照中央的有關方針政策進行闡述，要實事求是，要有針對性，要注重實效。宣傳工作很重要，宣傳你的政策，宣傳你的任務。你的做法要有說服力，要使人家增進對我們的瞭解，宣傳是前哨。見到不同身份的人，我們要跟他談談對臺工作，但不是政治話說一大套。”她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趙煒說：“《瞭望》雜誌擴版，建立海外版，想找一個有權威的領導人寫發刊詞。他們找到了我，想請鄧穎超撰文。我就跟鄧穎超說，大姐（指鄧穎超）聽了挺痛快地答應了。鄧穎超平常並不怎麼喜歡題詞、寫序文，沒想到這次這麼痛快。所以我就問，為什麼這次這麼痛快就答應了？大姐說，這是我們對海外同胞宣傳對臺方針政策，宣傳祖國統一的視窗。大姐在發刊詞中指出，要使《瞭望》雜誌海外版成為世界華人華僑瞭解中國、認識中國的一個視窗；成為祖國統一，加強臺港澳同胞、海外僑胞來往的橋樑；成為增進愛國大團結，實現中國統一的紐帶。”

出任“對臺小組組長”（2）

鄧穎超在做對臺工作時不論接見哪方面的客人，一直強調我們要做人的工作，首先要知道人家在想什麼，有什麼疑慮，然後我們才能切實地做解惑釋疑工作，真正做到從關心與關懷臺港澳同胞、僑胞的切身利益出發。因此，要先聽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