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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對於臺灣的未來發展，他有四點計劃，可謂有功有過，但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的思路是，要穩定臺灣，就不可迴避地必須與大陸開始接觸，建立走向統一的態勢。第一點是民主化，解嚴、開放黨禁和報禁，全面選舉，包括直選所謂的“總統”；第二點是本土化，為了減少與臺灣本土居民的矛盾，他考慮到外省人壟斷“政權”的時代必將結束，他的想法是對的，但在選人上他看走了眼，扶植了一個後來搞分裂出賣了國民黨的土生土長的農經專家李登輝來擔任“副總統”，成為他的接班人；第三點是作為“完成前兩點的關鍵”，必須繼續提倡民生主義，大幅提升“國民”所得和生活水準，他清楚，不提高臺灣人民的生活水平，國民黨就無法繼續掌握政權；第四點也是震撼性的，要與大陸“發展工作關係”。可見，前三點是為了穩定臺灣，而穩定臺灣的最後結果是第四點，也是目的。

蔣氏父子不管如何頑固，對於一箇中國，他們沒有絲毫動搖過，他們只承認國共兄弟之爭，儘管血雨腥風，也決不允許國家分裂。蔣經國也許在生命最後的暈迷中已經迴光返照地明白，臺灣與大陸的隔斷，必將斷送國民黨本身在臺灣的應有生命力和法統合理性。所以，必須最終與大陸走在一起，走一條統一之路。

然而，政治走向與領導人的生老病死竟是如此關係重大，蔣經國回應大陸畢竟太遲緩了，最後的決策也太晚了。他的死來得非常突然，但並非出乎意料之外。他身患嚴重的糖尿病，數次眼底出血失明，暈厥倒地，但他非常好吃，對糖尿病來說是足以致命的食品，他無所顧忌地照吃不誤，還喜歡開懷暢飲，他對勸阻的醫生說，“吃不吃是我的事，把血糖降下來是你們醫生的事。”就這樣，他實際上已經岌岌可危了，但蔣經國本人毫無知覺，自以為身體完全可以撐得下去，在病逝之前，他一方面馬不停蹄地準備國民黨十三全會的人事案；另一方面與國民黨秘書長李煥密商對大陸政策的改變。

蔣經國：“時代在變，潮流在變”（2）

廖承志公開信發表之後5年，一個突出的回應是蔣經國終於開放了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這是蔣經國晚年最大的歷史功績之一。在島內，大陸籍人士大都是國民黨1949年退縮臺灣的軍政人員，他們一代而亡的危險是存在的。因為他們的後代不得回大陸，就只有向四海走散，留在臺灣的並不多，就是留在臺灣的，也日漸本土化，失去了與大陸的氣息相應，臺灣的國民黨軍政傳統勢力日漸凋零，國民黨政權的本土化已不可避免；晚年的蔣經國，在大陸發出的強有力統一聲音和臺灣島內黨外運動的呼聲及在“臺獨”聲浪的夾擊之下，感到形勢嚴峻，不能不考慮與大陸的聯絡了。因為對於一貫堅持“中國必須統一”的蔣經國和去臺的老一代國民黨統治集團來說，臺灣今後將往何處去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嚴肅課題，蔣經國作出了有限度開放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的重大決策。分兩步實行，第一步是自1987年7月28日起，解除赴港澳觀光限制，允許臺灣民眾以港澳為出境第一站；自1987年11月2日起，允許民眾除現役軍人和公職人員外，凡血親、姻親、三等親以內，均可申請到大陸探親，從而邁出了臺灣當局調整大陸政策的可喜步伐。此後，臺灣當局又逐漸開放大陸非政治性出版物的進口和翻印，有限度開放大陸中藥材和農產品的進口，放寬對兩岸通郵和經貿往來的限制。

海峽畢竟有了春水湧動。作為對臺灣當局的善意回應，1987年10月14日，國務院有關部門立即發表談話表示歡迎，保證臺胞來去自由，盡力提供方便和照顧，並進一步敦促臺灣當局取消不合理的限制，採取更為積極的態度。10月16日，國務院辦公廳又公佈了對臺胞來大陸的接待辦法。祖國大陸各地相繼建立了臺胞接待站。

這樣，以廖承志公開信為切入點，在中國共產黨和平統一政策的推動下，經過兩岸人民的共同努力，海峽兩岸持續了38年的隔絕狀態終於被打破了。

震驚兩岸的“華航事件”

1986年5月3日下午3時10分，一架大型波音747貨機緩緩降落在廣州白雲機場。機身上赫然標誌著臺灣“中華航空公司”幾個大字。飛機在寬闊的跑道上停穩，機門開啟，機長王錫爵從舷梯上走了下來。剛剛得到訊息的當地有關負責人正好趕到，心情激動的王錫爵一見到他們，便迫不及待地說：“我要和家人團聚，我要求到祖國大陸定居。”

這便是當時震驚海峽兩岸的“華航事件”。然而，這一舉動的意義，還遠遠不限於駕機到大陸本身及一家骨肉的團聚；而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