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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四海，聲勢顯赫的紅門大哥，從此改容相向，合作無間，吳紹澍的目的順利達成，他在楊慶山以次紅門弟兄的全力支援下，果然出人頭地，迭建奇勳，他成為漢口市黨部的要角、紅員，不次拔擢，扶搖直上，奠立了他往後一帆風順將及十年的穩固堅實政治基礎。可是，與此同時，杜月笙身邊也自此埋下了一條禍根。十年後，這位受惠特多的杜門高足，便過河拆橋，恩將仇報，口口聲聲否認他是杜月笙的學生，尤且，一手高擎「打倒惡勢力」的大纛，一手揮舞無形的利劍，將戰後已無租界可資憑籍的杜月笙，刺戳得鮮血淋漓，形成杜月笙的生平唯一憾恨。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國民黨五中全會決定宣佈憲法草案，及召開國民大會日期，這也是促使吳紹澍下定決心拜杜為師的因素之一，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厥重地方群眾基礎，杜月笙當時實已掌握了上海及其近郊各地的廣大群眾，吳紹澍是江蘇松江楓涇鎮人，他有意角逐此一最高民意議席於是他在選舉期屆重來上海，直接向杜月笙透露他的願望，杜月笙微微的笑，滿口應允的答道：

「這個容易。」

有了杜月笙的「言話一句」，吳紹澍不由大喜，果然，民國二十六年初，國民大會代表特種選舉候選人名單發表，杜月笙、吳紹澍和許許多多位恆社弟兄，一概榜上有名，吳紹澍興沖沖的到上海來從事競選活動，他得了杜月笙的保證，連競選費用都沒有帶夠，卻是，恆社弟兄在上海還怕缺錢用嗎，當他把自己的「費用不繼」困難向陸京士一提，陸京士毫不遲疑，頓時借了一千大洋給他。──這筆錢往後無論吳紹澍怎樣發達他都不曾歸還，因此時至今日，他那張親筆借據，還捏在陸京士的手裡。中日戰前一段秘辛

民國二十五年底，和二十六年初，中日關係空前緊張，華北華中，兩軍嚴陣以待，大戰

一觸卽發，但是我國建設伊始，準備未周，中央秉承蔣委員長的指示：「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因此，當時的國策是「力謀以外交方式調整中日兩國邦交，冀弭戰禍。」

日本方面，從民國二十五年起，外相廣田弘毅提出了舉世聞名的廣田三原則，作為日本侵略中國所應採取的路線。所謂的「廣田三原則」簡言之為：

一、中國政府澈底拒絕反日。二、中日「滿」合作，華北特殊化。三、中日「滿」共同反共。揭開廣田三原則的虛偽面具，骨子裡，廣田給中國人下的毒藥是「經濟提攜」

，也就是利用經濟提攜方式，來推進它的「大陸政策」，完成「日滿支集團」的迷夢。抗戰爆發的前一兩年裡，無可否認，大多數國人都被這美麗的糖衣所迷惑，以為中日大戰在短暫時期可以避免，藉外交途徑可以解決中日問題。

日本「經濟提攜」運動的最高潮，便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日本新外相佐藤在眾議院發表演說，宣告日本對華政策是仍然堅守廣田三原則，不放棄旣得利益。兩天後，日本便派出了一個大規模的「經濟考察團」，以日本國家銀行總裁兒玉謙次為團長，重要團員中有當時的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社長，政壇要角，戰後曾任外相的藤山愛一郎。

這一個「經濟考察團」之來華，在戰雲瀰漫，低氣壓籠罩下的遠東，可謂舉世矚目，鹹寄厚望，因為，它的成功，至少可以暫保東方的和平，它若失敗，戰火恐將不旋踵而爆發。

中日雙方對此一和戰關鍵的「考察團」，事先早有周密妥善的安排，多一半為了敷衍日本人的步步進逼。有關方面同意，以日本經濟考察團為骨幹，配合我國的金融工商界有力人士，合組一個「中日貿易協會」，負責推進「日支經濟提攜事項」。

擬議中的「中日貿易協會」，分設籌備主任二人，華方主任委員為華北金融鉅子周作民，日方則系日本銀行總裁兒玉謙次。這樣子安排，日方又恐周作民不能代表南方的金融工商界，於是他們透過外交途徑，表示希望杜月笙也能參加。因此，政府乃指定杜月笙為該協會的常務委員，同時，中日雙方都要求他負起「經濟考察團」抵步時的一應聯絡招待之責。

這一項重要的任務確使杜月笙的聲望為之增進，地位為之提高，然而，卻也帶給他礙難出口的極大痛苦，在基本立場上，他是不折不扣的愛國反日主義者，為此他迭曾有一鳴驚人的表現，另一方面，他更是上海金融工商業者的義務保鑣，大家寄望於他利用地方勢力抵拒外來入侵力量，日本經濟考察團分明是掛著侵略者的招牌而來，政府方面也在戰備不夠充份之際，有意委曲求全，在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