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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紡織業的主持人榮爾仁，還有唐星海、恆社弟子袁國樑等。

寒暄之後表明來意，原來這七位紡織代表是代表中的代表，緣由當時國內公營紗廠廠家旣多，代表票數亦夥，民營紡織代表業已獲得確息，公營紗廠集中選票，使「聯合會理事長」這個重要職位，推由公營紗廠代表擔任。

唐星海、榮爾仁等向杜月笙反覆陳詞，公營紗廠是官辦的，他們平時卽已得到官府畀予的若干便利，倘若「聯合會理事長」一席再被官方代表所獲，民營廠商越加少了一個有力的發言地位。七位紡織代表懇請杜月笙出馬，角逐「聯合會理事長」一席，他們針對杜月笙的愛國心理，乃以大義相勸，他們說：

「紡織事業非特關係國計民生，對於國家民族也有很重大的影響，試看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以後之能夠富強，便由於他們紡織工業的發達。」

杜月笙何嘗不曉得這些大道理，對於「全國紡織公會聯合會」理事長一席又何嘗不見獵心喜？但是他信心猶未恢復，自忖並無把握，於是不管七位代表怎麼說，他都是婉言推辭，他說他大病未愈，身體不好，實在是難任繁劇。忠救軍交給你指揮

因為要潛入敵後上海，吳紹澍乃又想起了「老夫子」、「師座」杜月笙，還有一位早年在漢口結識的朋友，王新衡曾於民國二十三年前後，在漢口擔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上校秘書。杜月笙和王新衡聽說吳紹澍肯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很高興，杜月笙為他作多方面的部署，體貼周到，比杜月笙太太兒女冒險出入滬濱尤且勝過幾分。同時，王新衡也欣然應允吳紹澍的請求，介紹吳紹澍謁見軍統局局長戴笠。

戴笠聽說杜月笙的一個學生子，要到上海去擔任三青團書記，從事地下工作，他不惜優禮相加，邀吳紹澍吃飯，為他祖餞，一壯行色，而且席設戴公館，邀吳紹澍相熟的王新衡作陪。席間，戴老闆純粹是一副自家人姿態，他率直的告訴吳紹澍說：

「你只管放心到上海去，你要曉得，杜先生和我關係不同，我已經下命令給上海附近的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阮清源，我給你指揮忠義救國軍的權力。」

可是，吳紹澍個子雖大，膽子卻小，他自潛入上海，便一直匿居租界，輕易不敢外出。三青團在上海的秘密工作，大多由曹俊、王先青等負責執行。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號外一出，吳紹澍便曉得租界不能再作庇護所，他藉口轉赴重慶向中央述職，旋卽撤離上海，卻又不敢眞回重慶去，因此他躲在忠義救國軍基地之一的安徽屯溪，直到三十三年秋，方抵重慶大肆活動。而因為協助中央留滬忠貞人士緊急撤退，走避不及，遭受日軍或汪偽逮捕的除吳開先進監牢吃過「生活」外，猶有代吳紹澍負責的三青團駐滬重要之士如曹俊、王先青等，數不在少，至於中央委員蔣伯誠，則是在瀕臨抗戰勝利前夕，患高血壓而在中風狀態之中，因為他的夫人杜麗雲外出而被敵偽釘梢，發現秘密庽所，由於風癱在床、無法移動，逃脫牢獄之災，而由日本憲兵隊一面延醫診治，一面派人日夜監視

向以知人善任著稱的戴笠，有一次親訪杜月笙於重慶汪山庽所，當時杜月笙手下的三位得意門生，陸京士、朱學範、吳紹澍都因戴笠借將，而為戴老闆擔任重要工作。兩位好友促膝而談，杜月笙偶然問起這三個人如之何，戴笠坦然答道：

「朱學範浮而不實，弊過於詭；吳紹澍天生反骨，必須隨時留心，唯獨陸京士有忠義之風，比較可靠。」

戴笠這一段話，杜月笙曾不止一次的對他親信心腹透露過，戴笠固有知人之明，杜月笙又何嘗不閱人多矣，吳紹澍脫離共產黨、絕緣改組派、反噬陳立夫、辜負三青團，種種背主求榮，反覆無常的行徑，他焉有不知之理？照說，他在淳安便該不再跟這種天生反骨的小人搭訕，可是，杜月笙將入老年，他的為人處世，已臻爐火純青，及於化境。年輕的時候他以智屈人，善用機心，及長便悟覺做大事業，應付大場面的人必須先具有容物的雅量，是所謂「有容乃大，無欲則剛」，於內則「浩然胸懷」，在外卽「木訥恂謹」，能如此，方可以柔克剛勝過機心多多。

所以，吳紹澍趁著杜月笙肩承大任，戴笠、梅樂斯齊集淳安，淳安成為光復上海的司令臺，而且在富春江上敵鋒進逼，抗日勝利乍露曙光之際，飄然自重慶遠來，展拜師門，晤見戴老闆，其政治作用之濃厚，明眼人一望可知。杜月笙卻不提舊憾，不問來意，一如往昔的殷殷相待，他留吳紹澍多住兩日，可以促膝長談，也可以等著見見戴老闆和梅樂斯將軍，他叫朱品三為吳紹澍安排住處，朱品三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