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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四清”運動；等等。都是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即是在許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樣的問題，因此，桃園大隊的經驗是有普遍意義的。但是，各個地方、各個大隊的情況，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觀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從實際出發，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所以桃園大隊的經驗只能作為參考，不要把它變成框框，到處套用。到底各個地方、各個大隊有些什麼情況，有些什麼問題，這些問題又如何解決，都要領導運動的同志在放手發動群眾的過程中，進行艱苦的調查研究工作，並且認真地同貧下中農商量和討論，才能真正瞭解，並且找出比較最好的解決辦法。這是不能偷懶的，沒有什麼捷徑可走或其他取巧的辦法的。桃園大隊的經驗，只是給我們指出了進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處理某些問題的方法，並不能使我們順利地去解決各個地方、各個大隊的問題。這是各地同志閱讀這個檔案時必須注意的。

少奇同志將這套材料報送毛主席審批。8月27日，毛主席作了批示：“此件先印發到會各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根據毛主席的批示，“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及有關材料，又拿到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討論。大家都同意發出。1964年9月1日，中共中央檔案正式轉發了桃園大隊的“經驗總結”。關於“桃園經驗”形成的前後經過，大體上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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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二十三條》前後（1）

黃崢：光美同志，您第二次下鄉參加“四清”工作隊是什麼時候？是到哪裡？王光美：我參加第二期“四清”是1964年11月，到河北保定地區新城縣高鎮大隊。我們這個工作隊總的負責人是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承先同志。當時覺得，高階幹部下去還是身份不公開比較好，有利工作。所以對外講張承先同志是河北大學教務主任，我是河北大學的教員。這回我換了一個化名，叫魯潔，是從少奇和我的母親的姓名上各取一個字。少奇的母親姓魯，我的母親叫董潔如。這次下去我的工作方式和在桃園大隊有些不一樣，沒有老在下面住。毛主席辦公室的秘書林克和衛士小張，跟我一起到了高鎮。林克同志負責離鐵路不遠的一個小隊。黃崢：1964年12月15日起，中央在北京召開討論“四清”運動的中央工作會議。您有沒有參加會議或者參加討論會議檔案？　王光美：開這個會我知道，但我沒有參加。會議開始後的一天，大概是12月20日，華北局通知我回北京，在會上介紹一下情況，作個發言。回來的當天，正好中南海春耦齋有舞會，我就想用這個機會見一見毛主席，以便向他請示一些問題。果然那天主席來了，我就請他跳了個舞，邊跳舞邊簡要向他彙報我在高鎮大隊“四清”遇到的一些問題，主要是我們發現群眾不敢向工作隊反映幹部的“四不清”問題。還有，當時華北局書記李雪峰同志有一個說法，要求工作隊“沉下去再沉下去”。我覺得這個要求欠妥。我們已經下到了最基層，再沉下去往哪兒沉呀？我向主席說到了這個問題。主席對我說：“不要搞得冷冷清清嘛，建議你們開萬人大會，大張旗鼓地發動群眾。就是要造輿論嘛！”主席還說：“我看過幾個農村和工廠的材料。現在熱心搞資本主義的不少，要注意那些熱心搞資本主義的領導人，摸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回到家裡，我感到毛主席的指示很重要，當時就向少奇同志辦公室的幾個秘書傳達了，同時心裡琢磨下鄉後怎麼貫徹。第二天，我應邀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個廳裡，向出席中央工作會議的同志作了關於“四清”情況的發言。21日開完會我就回鄉下去了。黃崢：從12月21日開始，舉行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這是一次換屆的人民代表大會，應該是很隆重、很重要的。人大會議期間，討論“四清”的中央工作會議仍在繼續。中央的本意，是趁人大開會、各省負責同志都在北京的機會，彙報討論一下“四清”運動。所以中央工作會議的開始一段，都是由各地的負責同志彙報運動情況。人大會議開幕後，這些負責同志的精力要轉移到那個會上去。兩個會實際上是穿插著開。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王光美：這兩個會都沒有我什麼事，所以我照常在下面參加“四清”。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四清”運動過程中，在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間，發生了不愉快的爭論。可當時我什麼也不知道。12月21日我回到鄉下後，為了貫徹毛主席的指示，我和工作隊的同志在全縣組織召開了好幾個萬人大會，大張旗鼓發動群眾，大造輿論。確實，我從心裡尊重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