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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出訪朝鮮後，我在家一面安排搬家，從西樓甲樓搬往福祿居，一面關心留意下去的途徑、方式。國慶節前夕，少奇同志從朝鮮回來了。他見我還沒有下去，就催促說：“如果不能一下子到基層，哪怕先下一級也好。”我說：“我不是怕下去，我已經下了決心了，現在就是不知道怎麼下？”不久，聽到田家英同志在一個會上作報告，宣講《前十條》、《後十條》。他在報告中說：“我要帶一個工作隊，到山東搞‘四清’，歡迎大家跟我去。”他這個話一下子啟發了我：我可以採取參加“四清”工作隊的方式下去，這樣可以直接下到基層，而且我以前參加過土改工作隊，這方面有一定的經驗。經過考慮和聯絡，我選擇去河北省，時間方面設想下去一年左右。當時想得很簡單：我是北方人，到北方農村可能適應快一些。記得1961年我隨少奇同志到湖南農村調查，那裡的生活習慣和北方差別很大，話也聽不懂，要是我一個人在那裡肯定沒法開展工作，對此我記憶猶新。再說，河北離北京相對比較近，家裡有事也能儘快趕回來。當時，確實一點也沒有要搞一個典型經驗的想法。有一天，中南海春耦齋有舞會，我去了。見到毛主席，我就向他報告了少奇同志要我下基層、我準備到河北農村參加“四清”的事。毛主席聽了高興地說：“好哇！”見主席也支援我下去，我的信心更足了。下去的事定下來以後，我開始抓緊時間作準備。少奇同志辦公室的黨支部還專門開了個會，討論相應的工作安排。少奇同志身邊的工作人員一直反對我下去。我理解他們的心情。少奇已經65歲了，平時工作又那麼忙，我在，工作上生活上的好多事情我就包了，要是我不在，他們擔心照顧不過來，弄不好要出事。特別是，少奇每天晚上睡覺都離不開安眠藥，第一次服藥後還要坐在床上看檔案兩三個小時，然後再吃一次才能入睡。入睡前後他要起來上廁所，吃了安眠藥腦子迷迷糊糊，就很容易摔跤，已經摔倒過好幾次，有時還從床上摔下來。衛士組的同志提出，我走後必須在少奇同志臥室門口安排夜間值班。原有人手本來就緊張，就只能向警衛局申請增加人。我把這事跟少奇同志說了。他不同意再加人，說：“大家的心意我領了。你們無非是擔心我從床上摔下來，我睡地鋪不就解決了嗎？”這樣，在我下去的前一天，我們真的就把臥室的床架子拆掉，將床墊子直接放在地上。從此，少奇睡起了地鋪。我是11月下旬正式離開中南海下去的。本來是可以早一點走的，為什麼又拖了些時間呢？一是因為這期間正好召開全國婦女代表大會，我是全國婦聯執委會委員，必須出席；二是辦理這樣那樣的手續。我拿著中央辦公廳的介紹信，找到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同志，請他幫助安排。劉子厚同志很歡迎我去，說：“河北‘四清’現在有兩個點，一個在邯鄲，一個在撫寧。撫寧的點是林鐵同志在那裡掛帥，你就去撫寧吧！”他還建議我最好改個名字。劉子厚同志的建議很有道理。那個年代，中國絕大部分的城市沒有電視，農村是完全沒有，所以我們下去，一般人都不認識。但由於出國訪問等情況，有時候報紙上會出現我的名字。改個化名，可以方便工作。回家以後，我就和少奇同志說改名字的事。他也說這樣好。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我化名董樸。董，是隨了我母親的姓；樸，就是艱苦樸素的意思。劉子厚同志把我去撫寧參加“四清”的事告訴了林鐵同志。林鐵同志後來在到北京時上我們家來了一次，向少奇同志彙報河北的抗洪救災工作，同時談了談我下去的安排。我抓緊時間向其他秘書交待工作，並把家務事安排了一下。平時在家裡，大小事包括經濟開支都是我管，少奇是根本不管的。我走了怎麼辦呢？我把家裡每個月的開支情況寫了一張清單，讓少奇交待給劉振德秘書掌管。我們家每月工資收入共500多元，少奇400多元，我100多元。平時每月初我領到工資後，首先要支出以下幾項，這是固定的：交給衛士組100元，為少奇同志買香菸、茶葉和別的小日用品；交給廚師郝苗同志150元，作為全家一個月的伙食費；交給我母親130元，由她統一安排我們5個孩子的學雜費、服裝費和其他零用錢；付給我們家的老阿姨趙淑君同志工資30元；上交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的黨費25元；付每月的房租、水電費等40多元。這些基本開支，每個月得400多元，這還不包括添置一些大一點的用具、衣服和接濟親友。所以，平時我們家很節儉，孩子們穿的衣服很少有不帶補丁的，花錢不精打細算不行，一不小心就會透支。臨走前我數了一下放錢的小鐵盒，裡面只有20多元，這是我們家的全部家底了。交待完工作和家務，我簡單收拾了一下行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