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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出訪朝鮮後,我在家一面安排搬家,從西樓甲樓搬往福祿居,一面關心留意下去的途徑、方式。國慶節前夕,少奇同志從朝鮮回來了。他見我還沒有下去,就催促說:“如果不能一下子到基層,哪怕先下一級也好。”我說:“我不是怕下去,我已經下了決心了,現在就是不知道怎麼下?”不久,聽到田家英同志在一個會上作報告,宣講《前十條》、《後十條》。他在報告中說:“我要帶一個工作隊,到山東搞‘四清’,歡迎大家跟我去。”他這個話一下子啟發了我:我可以採取參加“四清”工作隊的方式下去,這樣可以直接下到基層,而且我以前參加過土改工作隊,這方面有一定的經驗。經過考慮和聯絡,我選擇去河北省,時間方面設想下去一年左右。當時想得很簡單:我是北方人,到北方農村可能適應快一些。記得1961年我隨少奇同志到湖南農村調查,那裡的生活習慣和北方差別很大,話也聽不懂,要是我一個人在那裡肯定沒法開展工作,對此我記憶猶新。再說,河北離北京相對比較近,家裡有事也能儘快趕回來。當時,確實一點也沒有要搞一個典型經驗的想法。有一天,中南海春耦齋有舞會,我去了。見到毛主席,我就向他報告了少奇同志要我下基層、我準備到河北農村參加“四清”的事。毛主席聽了高興地說:“好哇!”見主席也支援我下去,我的信心更足了。下去的事定下來以後,我開始抓緊時間作準備。少奇同志辦公室的黨支部還專門開了個會,討論相應的工作安排。少奇同志身邊的工作人員一直反對我下去。我理解他們的心情。少奇已經65歲了,平時工作又那麼忙,我在,工作上生活上的好多事情我就包了,要是我不在,他們擔心照顧不過來,弄不好要出事。特別是,少奇每天晚上睡覺都離不開安眠藥,第一次服藥後還要坐在床上看檔案兩三個小時,然後再吃一次才能入睡。入睡前後他要起來上廁所,吃了安眠藥腦子迷迷糊糊,就很容易摔跤,已經摔倒過好幾次,有時還從床上摔下來。衛士組的同志提出,我走後必須在少奇同志臥室門口安排夜間值班。原有人手本來就緊張,就只能向警衛局申請增加人。我把這事跟少奇同志說了。他不同意再加人,說:“大家的心意我領了。你們無非是擔心我從床上摔下來,我睡地鋪不就解決了嗎?”這樣,在我下去的前一天,我們真的就把臥室的床架子拆掉,將床墊子直接放在地上。從此,少奇睡起了地鋪。我是11月下旬正式離開中南海下去的。本來是可以早一點走的,為什麼又拖了些時間呢?一是因為這期間正好召開全國婦女代表大會,我是全國婦聯執委會委員,必須出席;二是辦理這樣那樣的手續。我拿著中央辦公廳的介紹信,找到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同志,請他幫助安排。劉子厚同志很歡迎我去,說:“河北‘四清’現在有兩個點,一個在邯鄲,一個在撫寧。撫寧的點是林鐵同志在那裡掛帥,你就去撫寧吧!”他還建議我最好改個名字。劉子厚同志的建議很有道理。那個年代,中國絕大部分的城市沒有電視,農村是完全沒有,所以我們下去,一般人都不認識。但由於出國訪問等情況,有時候報紙上會出現我的名字。改個化名,可以方便工作。回家以後,我就和少奇同志說改名字的事。他也說這樣好。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我化名董樸。董,是隨了我母親的姓;樸,就是艱苦樸素的意思。劉子厚同志把我去撫寧參加“四清”的事告訴了林鐵同志。林鐵同志後來在到北京時上我們家來了一次,向少奇同志彙報河北的抗洪救災工作,同時談了談我下去的安排。我抓緊時間向其他秘書交待工作,並把家務事安排了一下。平時在家裡,大小事包括經濟開支都是我管,少奇是根本不管的。我走了怎麼辦呢?我把家裡每個月的開支情況寫了一張清單,讓少奇交待給劉振德秘書掌管。我們家每月工資收入共500多元,少奇400多元,我100多元。平時每月初我領到工資後,首先要支出以下幾項,這是固定的:交給衛士組100元,為少奇同志買香菸、茶葉和別的小日用品;交給廚師郝苗同志150元,作為全家一個月的伙食費;交給我母親130元,由她統一安排我們5個孩子的學雜費、服裝費和其他零用錢;付給我們家的老阿姨趙淑君同志工資30元;上交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的黨費25元;付每月的房租、水電費等40多元。這些基本開支,每個月得400多元,這還不包括添置一些大一點的用具、衣服和接濟親友。所以,平時我們家很節儉,孩子們穿的衣服很少有不帶補丁的,花錢不精打細算不行,一不小心就會透支。臨走前我數了一下放錢的小鐵盒,裡面只有20多元,這是我們家的全部家底了。交待完工作和家務,我簡單收拾了一下行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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