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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出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5）

他倆的這次談話過程我都在場。為什麼我在？因為少奇說話有湖南口音，宋慶齡講的是上海地方話，但會英語，我在中間起一點翻譯作用，有時用英語，有時用普通話。不久，少奇將中央研究的意見轉告宋慶齡：“黨中央認真地討論了你的入黨要求。從現在的情況看，你暫時留在黨外對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雖然沒有入黨，我們黨的一切大事，都隨時告訴你，你都可以參與。”宋慶齡聽的時候眼睛裡含著淚，有點失望，但表示理解。以後中央對她確實一切按照黨員的待遇，黨的檔案、刊物都發給她，黨的重要決策徵求她的意見。1957年11月毛主席率代表團赴莫斯科，出席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和64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宋慶齡也是代表團成員。少奇曾對我說：“宋慶齡是一位偉大的婦女。她堅持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強壓，堅持革命，同全家都斷絕了關係。我們應該多給她一些家庭溫暖。”建國後宋慶齡定居上海，60年代搬到北京住。少奇常教育我們家的孩子熱愛宋媽媽，讓孩子們過年過節的時候給宋媽媽寫信，送自己做的賀年片。宋慶齡也幾次請孩子們到她家裡，給他們好吃的東西。孩子們給她表演節目，學英語，她特別高興。宋慶齡幾乎每年都要給我的幾個孩子寫一兩封信，送糖果、筆記本。有一次她在給孩子們的信中寫道：“親愛的平平、源源、亭亭、小小：你們一直是我常掛念的孩子們……”宋慶齡對少奇同樣很尊重、信任。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開始已經半年多，少奇已經被批判、打倒，可宋慶齡還給孩子們寄賀年卡，並給我們送來一本《宋慶齡選集》，書上寫著：“敬愛的劉主席、王光美同志”。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一樣。我收到這本書，感動得流下了眼淚。現在這本《宋慶齡選集》放在湖南劉少奇紀念館收藏、展出。“文革”中，我被關在秦城監獄，對少奇和孩子們的情況一點也不知道。孩子們也不知道少奇和我的情況。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出逃摔死後，孩子們聽說彭真同志、薄一波同志的子女見到了他們關押在獄中的父親，就給中央寫信，要求見爸爸媽媽。孩子們也給他們熟悉的叔叔阿姨寫信，其中就有他們的宋媽媽，請求把他們的信轉給黨中央、毛主席。別的信不知道，宋慶齡收到信後轉給了毛主席。毛主席作了批示：父親已死，可以見見媽媽。一開始專案組找我談，說孩子們要來見我。我不同意。我想：我關在監獄裡，這個樣子，算什麼呢？不明不白的我怎麼能見我的孩子們呢？後來他們向我傳達了毛主席的批示，我才同意見。也就是這一天，1972年8月17日，我才知道我日思夜想的少奇已經在三年前去世了。第二天，我見到了離別整整5年的孩子們……後來大學恢復招生，平平想上大學，沒有別的辦法，想到了宋媽媽，就給宋慶齡寫信。宋慶齡很快給孩子們回了信，還送了糖果、筆記本等禮物。她在信中說：你們要努力爭取上大學，但要靠自己的本事。宋媽媽的回信給了孩子們很大鼓勵，儘管由於她的身份處境不可能直接讓孩子們進大學。大學恢復高考後，平平、源源、亭亭、小小都憑自己的本事先後考上了大學。1979年春節前我被釋放，不久在人民大會堂見到宋慶齡，我們都非常高興。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議為少奇同志徹底平反，5月中央安排我和孩子們去河南接少奇的骨灰。去河南之前我給宋慶齡同志寫了封信，告訴她這個情況。她很快回了我一封用英文寫的信，寫得非常熱情，有感情。5月17日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少奇同志追悼大會，宋慶齡也出席了。告別時她和我緊緊擁抱。其實她那時身體已經不大好，一直有一位小女孩扶著她。過了一段時間，宋慶齡的身體不好了，但我當時一點也不知道。按慣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身體狀況是保密的，探望也是有規定的。宋慶齡的保健醫生顧大夫，曾經給少奇同志當過保健醫生，我認識。大約1981年的4、5月份，有一天顧大夫悄悄告訴我，宋慶齡已經病危幾次了。聽了這個訊息，我也管不了那麼多，連忙坐了車去看她。多年來，宋慶齡同志一直對我們家很關心、愛護，從大人到孩子，都感受到她的關懷、溫暖，我從心裡感激她、尊敬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