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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幹部在懷仁堂開會，要少奇同志給他們作一個報告。一些有關的領導同志，如鄧子恢等同志都來了，其中有不少同志是主張包產到戶的。這時他們還不知道毛主席已經表了態。我記得鄧子恢等同志開會前在懷仁堂後臺顯得很高興，以為少奇同志會在作報告時講一講包產到戶。後來一聽，少奇同志在會上講要鞏固集體經濟，調子已經變了，他們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少奇同志在會上講鞏固集體經濟而沒有講包產到戶，但還是強調要在農村實行責任制。他說：“我看實行責任制，一戶包一塊，或者一個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問題是如何使責任制跟產量聯絡起來。現在分開打場有困難，不分開打場產量就難搞準確，只能找老農估計，大家評定。如何使產量跟責任制聯絡起來，這是要研究的。”（《劉少奇選集》下卷，第463頁。）沒過多久，1962年的七八月間，中央在北戴河開工作會議。毛主席在會上多次講話，講階級、形勢、矛盾，批評“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包產到戶受到嚴厲批評。毛主席說：現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勢看成一片黑暗了，沒有好多光明瞭，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了。農村集體化還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戶，還是集體化？主要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北戴河會議後期，氣氛相當緊張，贊成包產到戶的同志都受到批評。從此，包產到戶被當作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東西，受到長期批判。

陳雲出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2）

1962年北戴河會議王光美：在北戴河會議期間，我們和陳雲同志住得比較近。有一天陳雲同志夫人于若木同志來看我。我們倆說了不少話。于若木同志有點緊張，說：“這回我要惹漏子了。”我問她怎麼回事？她說，1962年春天，她隨陳雲同志去上海，住在太原路招待所一幢江青住過的小樓裡。房間裡設施考究，綠色的雙層地毯、雙層窗簾，連桌子抽屜、廁所裡的馬桶蓋、馬桶圈上，都覆蓋著綠絲絨，是按江青的要求佈置的。除了這裡，在上海還有三處這樣裝飾的房子，都是為江青準備的。陳雲同志看了很生氣，說，國家這麼困難，還這樣講究！這些東西應該出口換外匯。于若木同志本來就看不慣江青，就把陳雲同志的批評意見告訴了衛士長，衛士長又將這個情況向上反映了。于若木同志就擔心這個情況最終傳到江青那裡，從而連累陳雲同志。她說：“這回我們可得罪江青了。”我把于若木同志講的情況告訴了少奇同志。少奇說：“不會吧，這是兩碼事。主席生氣是為分田到戶。”後來少奇同志去看望了陳雲同志。我陪他去了。到陳雲同志那裡，少奇進陳雲同志房間，他們倆說話。我就到于若木同志房間看她。在北戴河，江青來看過我一次。她帶來一張天津的報紙，上面登有厲慧良嚴格教育子女的文章，送給我參閱。她對我說：“這回田家英犯錯誤了，還有陳雲呢！”說話時一副幸災樂禍的樣子。第二天，江青忽然又派人來把送我的報紙要回去了，說是主席不讓談生活方面的問題。北戴河會議是中央工作會議。由於毛主席重提階級鬥爭，會議的內容就顯得重要了。於是，會上決定正式召開中央全會，以便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並作出相應決議。這就是緊接著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八屆十中全會分兩段。第一段是預備會議，從8月26日開到9月23日，開了29天。第二段是正式會議，從9月24日開到27日。在全會上，大家都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提出的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觀點。少奇同志在會上再次提議，關於階級鬥爭的內容不要向下面傳達，免得把什麼問題都聯絡到階級鬥爭上來分析，也免得把全黨的力量都用去對付階級鬥爭。他說：“用少數人對付就夠了，全黨不要捲入這個鬥爭中，受它們干擾，妨礙工作。”這個意見他在北戴河工作會議上就提了。毛主席接受了少奇同志的意見，同意不要因為強調階級鬥爭放鬆了經濟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這個精神很重要。正因為有這一條，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在八屆十中全會以後照常進行，一系列的調整措施繼續貫徹，逐漸見效，生產一步步恢復和上升。到1963年，經濟開始復甦，我國終於渡過了三年困難時期。黃崢：1963年工農業生產開始恢復，1964年在恢復的基礎上經濟有所發展。1964年底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正式宣佈：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王光美：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市場也日漸繁榮。人民開始高興的時候，少奇同志也高興了。1963年的春節，北京和平門外琉璃廠一年一度的集市——廠甸，又活躍起來了。這天上午，我們家的孩子們去逛了一趟廠甸。他們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