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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時特意對我說：你們的考慮是對的。劉源：毛主席確實很喜歡孩子，愛和孩子們逗。那時見了我們兄妹幾個，就邊打著手勢邊叫我們的名字：手掌來回移動，說這是平平；兩手大拇指、食指圍成一圈，說這是源源（圓圓）；兩手掌斜合成屋頂狀，說這是亭亭。有次媽媽帶我們去舞會，我的小妹小小（瀟瀟），那年才一歲多，她跑到毛主席面前，直直的盯著主席看。我們都趕緊說：“快叫伯伯呀！”主席卻說：“別打擾她，她在觀察世界。”大家都笑起來。小小這才轉身一溜煙跑了，跑沒多遠“啪”地摔了一跤。我們都叫毛主席叫“毛伯伯”，只有小小不知誰教的叫“毛大大”。一次主席聽了說：“噢，我是大大，你是小小。”王光美：我那次在給主席的彙報信裡提到這麼一句：“濤濤託李訥同志找您反映……”我為什麼稱李訥同志呢？我對主席家的人從來很尊重，我認為李訥是共青團員，應該稱她同志。江青給我看了主席的信，我覺得主席講得有道理，後來我就不再叫李訥同志了。在上海期間江青約我談了三次，每次幾個小時，講了很多話。她說：“主席說我朋友少，要我多找人聊聊。”

陳雲出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4）

毛澤東看望劉少奇、王光美一家（1962年）。

在這幾次談話中，江青談得最多的是文藝界的問題。她說文藝界的問題如何如何嚴重，說北京藉口沒有房子住，不讓在北京搞文藝會演。她向主席告狀，主席發脾氣，說北京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沒有房子把人民大會堂騰出來，進部隊招待所。特別想不到的是，江青毫不隱晦地講周總理和鄧穎超同志的壞話。她兩次聲色俱厲地說：“夏衍是個叛徒，怎麼調到北京的？要追查！”她還說：“主席不好說的話，由我來說。說對了是主席的，說錯了是我江青的。”當時聽了江青的話我感到很緊張，文藝我也不熟悉，所以就是帶耳朵聽，沒敢多說話。回到北京以後，我把江青談話的情況和內容詳細向少奇報告了。少奇聽後說：“這件事你不要管，由我來處理。”他補充說了一句：“夏衍是經過周總理提議，中央批准調來北京工作的，不用查。”後來江青回到北京，少奇專門找她談了一次話，對她進行了批評，是通知她到我們家來談的。江青接到通知很緊張，因為這以前還從來沒有人通知她要她本人來談話。少奇對她說：中央準備開一次文藝問題座談會，你對文藝工作有些意見，你可以今天在我這裡談，也可以到會上談。少奇說：“你同光美講的那是什麼呀？以後要注意。”江青在上海也講到出國穿戴的事。她對我說：“你在國外戴什麼呀？衣服上不要戴別針，你看人家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不珠光寶氣，多高雅。”江青當時是勸我不要戴別針，沒說不要戴項鍊。“文化大革命”中批鬥我，不知怎麼的，造反派說江青要我別戴項鍊我不聽，成了一條罪狀。

宋慶齡和我們一家的友誼王光美：這裡我要特別說到宋慶齡同志對少奇同志和我的關心。我對宋慶齡同志是非常尊敬的。1963年那次我一到上海，就給宋慶齡同志寫了封信，告訴她少奇和我將要出訪印尼等國，請她從服裝、禮儀上給我一些指教。因為我考慮宋慶齡平時接觸外賓比較多，也去過印尼，這方面有經驗。宋慶齡立即給我回了一封信，說讓她的秘書隋學方到錦江飯店來看我。她開了一個單子，讓隋秘書帶著單子來跟我一條一條地說。她想得很細，說那個地方熱，室內有空調，但睡覺的時候務必關上空調，有電風扇的地方不要對著吹，否則容易著涼感冒；別吃生冷的東西，以免鬧肚子；禮服白天穿白的，晚上穿黑的；參觀的時候可以穿便鞋，正式宴會要穿有一點跟的鞋。我一條一條地記下來了，很感謝她對我們的關懷。任何人對我們有幫助我總是銘記在心的。少奇同志和宋慶齡同志一直保持著深厚的友誼。他們早就互相知道。在20年代的大革命運動中，少奇是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的領導人之一，宋慶齡當時就對工人運動給予了道義上、物資上的大力支援。少奇在皖南事變後就任新四軍政委，特地派軍醫處長沈其震去香港，當面向宋慶齡彙報新四軍情況，感謝她為新四軍傷病員開展的“兩萬條毛毯運動”。黃崢：建國後少奇同志和宋慶齡同志長期合作共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們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10月成立中蘇友好協會，少奇同志是會長，宋慶齡是第一副會長。1954年少奇同志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宋慶齡是副委員長。1959年少奇同志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宋慶齡是副主席。1965年他們又都連任主席、副主席。王光美：少奇同志和宋慶齡同志的工作關係和私人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