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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他在文中指出：“今日已為民國，苟對於民國而謀亂，即是自絕於國，罪在不赦。即政府為惡，法律與國會，終應有解決之能力，無俟謀亂，以擾蒼生。故謀亂之事，為商民所疾視，亦明達所屏棄也。”

後來在反對袁世凱復闢帝制鬥爭中大展神威的雲南都督蔡鍔，當時也毫不含糊地公開宣告：“宋案應以法律為制裁，故審判之結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判。試問我國現勢，弱息僅存，邦人君子方將戮力同心，相與救亡之不暇，豈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誰為禍首，即屬仇讎。萬一有人發難，當視為全國公敵。”

國民黨內的那些激烈派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行動竟然遭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反對，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們是以反袁為藉口，實質上是為了權力之爭，有人甚至罵他們用革命的名義綁架全國人民，所謂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即使在國民黨內部，也有很多人對使用武力解決“宋案”表示異議；至於“大借款案”，大部分人經過理性思考後便會知道這是擺脫財政困境的必然。在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後，由於一些雜牌小黨的加入，聲勢雖大，但成分已經不純，而且很多同盟會的老同志也認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於仕途名祿者不在少數，譬如當選為國會議員的很多人多不支援繼續革命。

一言而蔽之，當時的形勢與辛亥革命時已大不相同，何況袁世凱的勢力比之辛亥革命時更為的壯大，國民黨內部對於革命結果大多不報希望，黨內的軍事領袖黃興後來在南京的不辭而別，何嘗不是這種態度的體現。

當然，人們也不能懷疑孫中山、何海鳴等革命黨人的純潔信念，但在“宋案”尚未蓋棺論定、法律解決方式仍在進行當中，倉促的興起軍事，這對正處於摸索階段的民國共和*政治何嘗不是一種急躁的傷害。因為道理很簡單，不管袁世凱有沒有介入“宋案”，但他代表的北京政府都應該對此負責。

“二次革命”爆發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員、商會及其團體都發出了反對動武的電文，袁世凱也是在這種對政府普遍支援的氣氛下，以維護中央權威為藉口，最終激化了矛盾，引發民國後的第一次戰火。所幸的是，這場革命因為沒有得到大眾的擁護，所以失敗的很快………除了南京遭受浩劫外，其他地方基本不太受影響。

反過來說，國民黨激烈分子所發起的這場戰爭非但沒有給自己加分，反而給了袁世凱一個樹立權威的好機會。辛亥革命後，袁世凱雖然身為大總統，但他對地方上實際上是無法加以控制。正如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說的，“當時的全國各省基本都被當地的土軍頭所盤據，應繳中央的各種地方稅收，統統都被藉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對他們，可說是毫無辦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動武，結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舉債度日”。

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那些政客、黨魁、軍閥彼此間也是爭鬥不休，鬧得厲害了，自然不乏刀槍齊動、血流不止，甚至於你死我活、民無噍類，譬如副總統黎元洪在湖北，死在他手裡的革命黨、造反派幾乎是數以百計，這些人何嘗不存爭權之私心。

由於革命黨人當年鬧革命的時候過多的吸收了會黨領袖，而這些人往往是一些為社會所不齒的渣滓流氓（如應桂馨之流），這些人實際上毫無革命信念，一旦當權，必然危害地方，民不聊生矣。那些出身會黨的革命黨人，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亂搞一氣，弄得新生但混亂的民國還不如腐朽然穩定的大清，而袁世凱的北京政府當時又拿這些人沒有辦法。

所謂“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社會的動盪反使得人們期待一個強有力的領袖和中央政府出現。由此，袁世凱正好成了全國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徵。市井平民並不會主動接受什麼革命大義，他們當時最希望的是袁世凱能夠撥亂反正，儘快恢復秩序，繼續過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形同康熙年間的“三藩”之亂、孫中山等人在他們眼中成為　“亂黨”，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次革命”，或者說“贛寧之役”，既是民國成立後的第一次南北戰爭，也是辛亥革命中那場尚未完成之戰爭的繼續，可惜的是，那只是革命的退潮或者未盡的尾聲。戰爭的最終結果是袁世凱所代表的軍政集團大獲全勝，國民黨在廣東、江西、安徽三省勢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們也就噤若寒蟬，唯袁世凱是命了。袁世凱本就有統一全國的願望，如今孫中山號召各省獨立，豈非是天賜良機？

在“二次革命”後，北洋軍源源不斷進入了南方各省，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