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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五日之內各位還在延宕觀望，那國民必認為諸位是有意棄我民國，如何得了？”

在輿論的壓力下，南京的國務員們也只好勉為其難的前往北京就職。4月15日，蔡元培、宋教仁及其部分參議員隨同唐紹儀一起赴京。由於當時津浦路尚未通車，一行人首先從上海坐輪船到天津，然後由天津轉乘火車進京。

4月20日，唐紹儀和南京的國務員、參議員們抵達北京，袁世凱照例佈置了一個極為隆重的歡迎儀式，車站前彩旗招展，軍樂齊鳴，面子功夫做得很足。當天，新任內務總長趙秉鈞與總統府代表及北京各界人士都前往車站迎接，南北雙方代表紛紛握手寒暄，彷彿已經拋棄前嫌，如同一家人一般。

次日，由唐紹儀組閣的*第二屆臨時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辦公地點就設在北京鐵獅子衚衕（前清陸軍部公署內）。在各方的努力下，唐紹儀內閣的大部分成員都出席了當天的成立大會，只有工商總長陳其美和財政總長熊希齡未能就職，職位暫由他人代理。

臨時政府遷到北京後，南京的臨時參議院也宣佈休會，並隨之北遷。由於之前的參議員都是各省都督選派的，因此在南北統一後，各界代表都紛紛要求在“*共和”原則下進行改選。隨後，各省都按照《臨時約法》的規定將原諮議局改成了省議會，並由省議會選出新的參議員。在新的參議院中，同盟會雖然仍舊是第一大黨，但已經不佔據絕對多數了。

4月29日，新的參議院在北京隆重舉行開院儀式，國務總理唐紹儀和各部總長及中外各界人士紛紛出席觀禮，連袁總統也親自前來祝賀並發表演說。不過，在是袁世凱第一次到參議院，也是唯一的一次。說句實話，議會到底是幹什麼的、有什麼樣的權力和地位，恐怕袁世凱當時也不甚了了。在潛意識裡，他可能還是將參議院看成是前清的資政院………不過是起個諮詢襄助的作用罷了。

由於參議員經過改選，臨時參議院隨後又對議長進行了重新選舉。在這次選舉中，共和黨與統一共和黨進行了合作，使得同盟會的議長候選人落選，結果前奉天諮議局長吳景濂（統一共和黨）和原湖北諮議局長湯化龍分別當選為正副議長。由此，同盟會的勢力在新的臨時參議院中被進一步削弱。

不管怎麼說，到1912年四月底，距清帝退位才兩個多月（離武昌起義也不過半年），民國已經初具規模，參議院、內閣、大總統都已確定，雖然它們前面都還掛著“臨時”二字。

《民國往事》：連載三十三

儘管有各種矛盾和衝突，但在南北雙方的協調與合作下，民國初步的政治構架總算是搭了起來。這種*嘗試，在中國歷史上可謂是絕無僅有、毫無先例，而中間不過短短的兩三個月，其速度不可謂不快，其成績不可謂不大。但是，中國有句古話叫“欲速則不達”，這民國元年的氣象看起來雖說是奼紫嫣紅，頗有欣欣向榮之勢，但其內部隱藏的各種洶湧潛流也絕不容小視。

最根本的一個問題，也是前面所提到的《臨時約法》關於總統與總理的許可權劃分問題。按《臨時約法》的規定，臨時大總統釋出命令須經過國務總理副署方能生效，這等於在制度上限制了袁世凱的權力擴張，而這也是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最開始的初衷。可惜的是，中國的問題往往在於，設想看起來雖然很美，但在現實中卻是行不通的。作為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專制傳統的國家，陡然從原來的威權體系轉換到一個全新的共和*體制，其中的障礙絕非一朝一夕所能克服，甚至非數十年不能完成這個轉換過程。正如梁啟超所言，即使清帝退位，當時最適合中國的仍舊是開明專制，話雖然不好聽，卻未必沒有道理（就怕開明專制也不可得，百姓就要遭殃了）。

譬如袁總統和唐總理的關係，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唐紹儀便一直追隨袁世凱，其僚屬身份保持了近三十年，忽然有一天，袁世凱釋出命令還需要唐紹儀來副署，非經唐總理的簽署不能生效，這叫袁世凱如何接受得了？再者，以唐紹儀的身份地位和能力才幹，如果沒有袁世凱的支援，他豈能掌控當時如此複雜的局勢？倘若唐紹儀從屬於袁世凱，局面可能會好一點，但《臨時約法》中規定的責任內閣制度想用總理去鉗制大總統，特別是中外所看好的袁世凱，那就是書生之見甚至是出於私心了。事實上，在清帝退位後，沒有一個人能夠代替袁世凱，孫中山不能，黃興不能，其他人就更不能了。假如袁世凱那次真的被刺死，那天下大亂、軍閥混戰提前上演，應是定局。

可惜的是，唐紹儀雖然追隨袁世凱近三十年，但他的骨子裡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