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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多了一條路。

最後只好由市委常委紀委鄭書記親自出面找餘世傑談話。

鄭書記和餘世傑是老熟人，談話便用不著兜圈子，開門見山，直奔主題：

“老餘啊，你也知道，工商行的事鬧大了，這次整頓金融秩序，上面要動真格的。羅新建是脫不了干係啦。於公於私你跟他走得最近，現在查下來，工商行貸給你的款，都是羅行長一個人批的，手續都不全。他的財產與他的收入差距太大。光存款就是這個數。”

說到這裡，鄭書記伸出手指正正反反在空中比劃了好幾回。餘世傑最後也沒有看懂到底是幾位數。

“這裡面有沒有你或者是你下面公司的人給他送過錢，希望你跟組織說清楚，當然，有就是有，沒有也不用湊數。”

鄭書記的話既有很強的政策性，又給了餘世傑很大的迴旋餘地。

說話聽聲，鑼鼓聽音。

餘世傑一聽心裡就踏實了許多：

“我跟新建是交情很深。可這是打小就培養起來的，一起光屁股游水，一起下河摸蝦，不是用錢買來的。工商行是給我貸了款，可也用不著我向他行賄呀。你們可以去查，工商行只有貸給我的大額款項，在正常還本付息，我們企業是鹿港市效益最好的企業，他不貸給我貸給誰？至於擔保手續問題，前幾年，銀行都這樣，改革嘛，本來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就算我給新建送錢，他也不敢要哇，他也怕斷了這份交情，人都要留條後路的。”

惺惺相惜也無奈（2）

最後這話也是說給鄭書記聽的，餘世傑看看老鄭沒有表示反感，便接著侃侃而談。

“再者說，我的很多專案都是市裡的重點工程，是市委周書記表態要大力支援的。他工商銀行不支援我支援誰？”

餘世傑答得面面俱到，滴水不漏。

鄭書記只好打起了哈哈。

一般來說，身為領導幹部，最怕紀委找談話。就好像香港人怕廉政公署約喝咖啡一樣。紀委談話的下一步往往是由公安機關採取強制措施。紀委不過是走個過場，以體現黨對幹部的愛護，體現黨內黨外的區別，所謂黨紀國法的制裁是一步步按程式來的。

不過，凡事都有例外，如果過得了紀委這一關，就說明只是黨內問題。黨的政策是不會放過一個壞人，也不會冤枉一個好人。

鄭書記和餘世傑的第一次談話就定了調子：餘世傑跟羅新建是正常的工作關係。

不過，為了不顯得過於草率，鄭書記還是約餘世傑又談了兩次。

這兩次的談話就輕鬆多了。

餘世傑大嘆生意難做，鄭書記也倒了自己工作中的許多苦水。

除了第一次談話倆人用的是半鹹不淡的國語外，再往後鄭書記和餘世傑都用的是自己的母語——廣東話。

語言學家認為每一種語言包括方言都有其獨特的親和力和思維習慣：

英語中很少使用命令式的口氣指使你必須做什麼，非要下指令也大多用祈使句。這充分體現了西方的民主和平等的意識。

上海話談起外地人用得最多的一個詞彙是“鄉下人”，流露出上海人身處中國最大的城市的優越感。

廣東話是所有漢語方言中，使用拒絕他人的語句次數最多的，動輒會告訴你——“唔得”（不可以）；但一番通融之後，很快就變成“搞掂”（可以）了。如果用廣東話來傳達中央檔案，會變得非常滑稽，彷彿所有的“三令五申”、“明令禁止”都是有階段性的、有條件的並且可以通融改變的。

有關部門為此曾專門發文要求廣東黨政機關傳達上一級精神一定要用普通話。

鄭書記和餘世傑的談話由國語變為廣東話，說明麻煩已經過去了。

餘世傑在鹿港市絕對是個凡事搞得掂的人。

從公安局撈一兩個人出來，對餘世傑來說是小菜一碟。

歐陽成看得出老闆這幾天心情不好，便沒有拿何家全的事煩他；歐陽成還有另一層的擔憂，當年何家全離開餘世傑另立門戶，倆人多多少少結下了些疙瘩，他拿不準，餘老闆肯不肯幫這個忙。

這些年，歐陽成跟著餘世傑鞍前馬後也結識了鹿港方方面面一些朋友，他想用自己的力量試一試。當年，何家全要自立門戶的時候，自己臨陣脫逃，他總覺得虧欠了何家全什麼。這次何家全出了事，他誠心誠意想施以援手。可打了一圈電話連何家全具體關在哪裡也沒打聽出來。

歐陽成只好硬著頭皮去求餘世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