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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外加５０法郎（引自李又然《詩人艾青》一文）。 丁玲的經濟生活 丁玲原名蔣冰之，１９０４年１０月１２日生於湖南省臨澧縣，長於常德縣。她屬於一個傳統的封建門第家庭，大家族院牆裡有二百多間房屋。但是父親死後，家道衰落。母親守寡。１９１１年春，常德女子師範開學，母親進入師範班，７歲的女兒跟著進了幼稚班。次年，母親又帶她去稻田第一女子師範念小學一年級。 １９１８年夏季，13足歲的蔣冰之小學畢業，考入桃源第二女子師範。入學後，食宿費、學雜費、書籍文具費都由政府供給，只需要預付１０銀圓做保證金。母親用一個金戒指代替了保證金。此外蔣冰之還領取3塊銀圓作為零用，她從來沒有拿到過這麼多的錢，就一直把銀圓藏在衣箱底下，只有放假回家時才取出幾角錢作為路費。 母親擔任小學教員，負擔女兒的日常費用。據說在很長時間內，每月寄給丁玲２０銀圓。 １９２１年她到上海進平民女校，次年轉入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然後用２０銀圓作為旅費，乘坐火車來到北京。丁玲在北京認識了胡也頻（１９０３年生於福州）、沈從文（１９０２年生於湖南）和馮雪峰（１９０3年生於浙江）等。這幾個人的恩恩怨怨，後來一直成為文學史上的話題，引起了無窮的回味。 １９２５年秋天，21歲的丁玲跟22歲的胡也頻，在北京西山碧雲寺下一個農村同居。丁玲後來回憶說，她曾經花費7塊銀圓買了兩段棉布、兩斤棉花，親手替胡也頻縫製了一件新棉袍。但是做得嫌小了，只好送到當鋪換了4塊錢，重又買1塊錢新棉花，拆開胡也頻的一件舊夾袍塞進棉花，縫補以後，湊合著熬過了一個寒冬。有次他們身邊只剩下一塊銀圓，正好來了客人，就用這一塊銀圓辦了一頓豐盛的晚餐。第二天丁玲、胡也頻兩手空空地步行４０里路，進城裡找朋友借錢。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間，胡也頻和丁玲擔任《民眾文藝》等刊物的編輯。他們這些“文學青年”只想要每月掙得２０至３０圓的稿酬，然而就連這樣的初步目標也難以實現。丁玲回憶說：當時困處北平，只有在《晨報》、《現代評論》上發表一些小文章，得到六七塊錢稿費，加上母親每月寄給她的２０圓，維持生活。在很冷的天氣，只好經常在外面曬太陽取暖，只到了晚上才生一次火爐。幾乎每天吃麵條、白菜。 丁玲說胡也頻喜歡進當鋪。他沒有錢，但花錢卻很大方，先後把丁玲母親送的綢衣、棉袍，親友送的銀質餐具，都拿去當了。 丁玲回憶說：“大革命失敗後（１９２７年下半年）上海文壇反倒熱鬧起來了。各種派別的文化人都聚集在這裡，我正開始發表文章，也搬到了上海。原來我對創造社的人也是十分崇敬的，１９２２年我初到上海，曾和幾個朋友以朝聖的心情找到民厚裡，拜見了郭沫若先生……１９２６年我回湖南，路過上海，又特意跑到北四川路購買了一張創造社發行的股票。雖然只花了５圓，但對我來說已是相當可觀的數目了。”（引自《魯迅先生於我》一文） １９２８年丁玲、胡也頻在杭州西湖住了一個短時期。出版了《阿毛姑娘》得到７０圓稿費，又回到上海。生活拮据，只能暫住月租金８圓的亭子間。胡也頻的老家還要求他給家中弟弟每月２０圓接濟（付了三個月，實在無法繼續，就停止了）。 不久，因為沈從文的關係，沈、胡、丁三人聯手編輯《中央日報》副刊《紅與黑》，每月編輯費共有200圓，各分得70圓左右，另外還有稿酬。三人共同租賃上海市薩坡賽路（今淡水路）２０４號樓房，丁玲接來母親住２樓，沈從文及其母、妹住３樓。各自支付月租金２０圓，水電費１０圓，加上伙食、衣物，每月開支100圓左右。除了辦刊物外，他們幾乎將所有的時間用於寫作。 為《中央日報》副刊編輯了兩三個月以後，丁玲說：“也想模仿當時上海的小出版社，自己搞出版工作。小本生意，只圖維持生活，兼能出點好書。這時正好也頻父親來上海，答應設法幫我們轉借一千圓，每月三分利息。”（引自丁玲回憶錄《胡也頻》一文）就於１９２９年１月籌辦紅黑出版社。 但最初與胡也頻一起編《紅黑》月刊的沈從文回憶說：“我記不起也頻有回福建去籌款的事；我還聽說，是丁玲的媽媽給的錢。”不過，實際上這時丁玲的母親已經失去工作，很少收入，無法再接濟他們了。所以丁玲本人的回憶可能是真實的。

自由撰稿人的經濟狀況（5）

丁玲、胡也頻和沈從文借款1000圓來創辦《紅黑》月刊和紅黑出版社，終以失敗而告終。《紅黑》月刊於１９２９年７月１０日出版了第７期以後停刊。胡也頻於秋季離開上海，到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