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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遠。無論日月如何輪轉，世事如何變幻，我們身上所秉有的人性，大抵與古人相去不遠。更何況，我也無意追求“絕對的”歷史真實（因為那根本做不到），我只是試圖透過合理的歷史想象，獲得“相對的”歷史真實，還原真實的人性而已。換句話說，我希望能在“客觀的歷史真實”之外，建構起另一種意義上的“人性的真實”。

然而，這裡可能還會出現一個問題：歷史是否允許想象？

對此我只能說：“歷史的想象”並不等同於“想象的歷史”。

“想象的歷史”可以隨心所欲地對歷史進行小說式的杜撰和虛構，而“歷史的想象”卻必須嚴格地遵循史實，其前提是要對史料下一番爬梳抉剔的“笨”工夫（在這方面它和傳統的歷史研究其實毫無二致），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合理的想象”。如果說“想象的歷史”是在建造一座全新的仿古建築，那麼“歷史的想象”則是對岌岌可危的古代建築進行原樣修繕。眾所周知，後者往往比前者更艱難。因為後者需要以一種嚴謹的態度對待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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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重構與死者的復活（自序）（2）

為什麼需要“歷史的想象”？首先是“技術上”的原因。我們的歷史記載存在很多殘缺不全和相互牴牾之處，這就需要運用歷史想象去修補史料缺漏處的邏輯斷鏈。而深層的原因，則正如前文所言：今天的我們需要一種全新的解讀歷史的方式。而本書所採用的方式則是——對話。

英國曆史學家卡爾說：“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止境的問答交談。”我們可以把這句話簡化為：歷史就是今人與古人的對話。既然是對話，古人和今人就必須同時在場。那麼，古人如何在場？

這就需要運用歷史的想象，讓死者“復活”。

當然，這裡所指的“復活”和“對話”，並不是像當下時髦的穿越文所做的那樣，讓不同時代的人時空交錯地碰在一起。我所謂的復活是一種抽象的精神層面上的復活，所謂的對話也只是一種理念上的對話。我希望讓筆下的一個個“我”超越具象時空的物理束縛和文化捆綁，讓他們置身於古代的同時又置身於今天，在一個假設的“資訊全知”的平臺上與今天的讀者展開問答和交談。因此，這樣的一些“我”也就成了一個個具有多重性質的精神載體——讓不同時代的思想和價值觀透過這個載體產生深度的交流和碰撞，我認為會是饒有興味而且富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本書之所以選擇“權臣”這個話題，並不是為了迎合獵奇者的目光。而是因為“權臣”這個特殊人群是中國幾千年專制制度的一個縮影。誠然，一般情況下只有“皇帝”才是這個專制制度的典型代表，但是本書所描述的這些權臣，卻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架空、竊取或者凌駕了皇權，所以，他們甚至比當時的皇帝更有資格成為他們那個時代的代言人。

作為“成功”的權臣，這些人都深諳中國傳統政治的遊戲規則。他們最大限度地掌握、利用並強化了這套規則，成為專制制度下和權力舞臺上最大的受益者。可與此同時，他們也深深地受困於這樣的規則和制度本身，並且最終付出了身死族滅的代價。歸根結底，他們也只是歷史舞臺上的匆匆過客。然而，他們所賴以成長併為之作出過“貢獻”的這套規則和制度卻在其身後福澤綿長、經久不衰。對這種現象的關注正是本書的目的所在。所以，與其說本書是在關注權臣，還不如說是在透過權臣關注權力誕生和執行的規則。從某種意義上說，雖然中國的專制制度早已終結，可某些傳統的病根和惰性卻沒有全然消失。而只要這些畸形的潛規則存在一天，所有似曾相識的歷史悲劇就會不斷地迴圈上演，一切阻礙文明演進與社會進步的力量就會一再地捲土重來。所以我們也可以說，關注歷史其實就是在關注當下、關注我們自身。

職是之故，我想說：“歷史的重構”和“死者的復活”從來不是我寫作的目的所在。

如果不是“為了活著的人”，這一切都將毫無意義。

由於本書所描述的權臣通常都掌握著不受制約的巨大權力，所以，種種潛在的人性的陰暗面就會在他們身上最大限度地表現出來。於是千百年來，人們就習慣於從道德角度不遺餘力對他們進行論斷和褒貶，卻很少有人從人性的、人文的，或是“規則”（制度）的層面去觀照和解讀他們。所以，這些人身上往往集中了最多人云亦云的東西，可同時又遺留下諸多有待勘探和燭照的暗角與盲區。

本書正是希望從一些有別於前人的角度，對這些眾所周知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