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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都是,又都不是,都有一些,又都不全有,由此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歸根結底,就是一種運用駕馭力對多個主義實行一體駕馭的主義。
而一旦實現了駕馭,使幾大主義在各自的位置上穩定下來,執行起來,也就等於形成了一種政體模式。與其他政體模式不同,不是幾大權力的分立和制衡,而是幾大主義之間的相互約束和相互制衡。
分別看一下。
在資本主義這方面,由於受到了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雙重約束,於是成為了“中國特色”的受控資本主義,也就是資本被置於權力之下、被置於民族利益之下的資本主義。資本的力量再大,也不得超越政治權力和民族利益。比較一下更清楚,完全不受控的資本主義,就是任由資本利益高於一切、資本力量不受任何制約、即使給市場和社會造成巨大禍害也不受任何懲罰的“猖狂”資本主義。讓資本主義變得“乖”一些,讓資本貪婪和瘋狂的本性受到鉗制,至少不會發生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暴露出來的“資本*”和“資本專制”。
在共產主義方面,由於受到了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共同遏制,於是也成了“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也就是不再具有全權主義和普世主義,其政治權力受到市場制約,也受到公眾輿論監督的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在社會動員、社會公平、集體主義、公共意識等方面的價值,則被部分地保留了下來。
同樣道理,中國的民族主義,也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聯合制約下,變形成為了一種“中國特色”的受控民族主義,一種最終總要服從經濟利益和政府威權的、“溫和”的民族主義。與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極端”民族主義相比,新時代的中國民族主義,已經基本去除了其盲目、狂熱、非理性的部分,逐漸具有了成熟的特質。
透過運用駕馭力,實現幾大主義科學合流,不是一種關於政治制度的精細設計,但很符合政治上的制衡原理,也很符合中國的政治傳統。事實證明,一旦恢復了中國傳統的實踐理性,中國就有十足的能力,在“攀著樹枝上山”的踽踽前行中,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搖搖晃晃中,摸索出這種無心插柳卻卓有成效的經驗。
實際上,目前盛行於世的各種主義,歸根結底都是登山賽的產物,都是關於登山模式的學說,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主義、自由主義,哪個不是?因此,只要登山者具有了很強的整合力和駕馭力,結合多少個主義都無妨。經過三十年連續的上升,中國已經具有了很強的“中國力”,不僅可以駕馭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對宿敵,也可以解開國家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對冤家,這就叫SINOLIZING。我們最終引進了“成熟民族主義”這個新概念,建立了一個從歷史到未來的整體理解。
最後總結幾句。
1743年,一位名叫安森的英國貴族,懷著極美好的期望,歷經劫難,遠涉重洋,來到中國。但是,在乾隆年間的上海港度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完全沒有找到傳說中的那個中國,那個“友善而船隻熙攘的海港,住著知書達理的人,物產豐饒而文明鼎盛”的東方國度。離開前,充滿失望的他,否定了中國是個“偉大的民族”。
大約就是從那時起,中國開始從“偉大民族”的地位上向下墜落,墜落的曲線陡峭而驚心,一直落到馬嘎爾尼敢公開說“*人是一種低等的動物”的地步,落到在中國土地上公然豎起“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警示牌的地步。
其實,無論是安森爵士離奇的印象,還是馬嘎爾尼惡毒的評語,都沒有太大意義。西方人得益於在登山賽中的領先,幾百年來已經很習慣於居高臨下地看世界,對落在後面的他國說三道四、品頭論足。現代化既是一場實際的競賽,也是一套價值標準,只要領先,一切都對,只要落後,一切都錯。*說過兩句話,一句是“落後是要捱打的”,另一句是“發展才是硬道理”,僅憑這兩句即可斷定,中國當代的政治領袖至少已經懂得了現代化是什麼。
懂得了現代化是什麼,是在現代化登山賽上取得勝利的第一步,但也只是第一步。真正重要的是,只要中國能夠保持住自己的獨特力量,走出自己的獨特道路,乃至開創出自己的獨特模式,散步是中國式散步,登山是中國式登山,中國終究還是中國。
“勝不妄喜,敗不惶餒,安不奢逸,危不驚懼,胸有驚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將軍。”此話對於具有中國力的今日中國,這個在一百七十年時間裡完整經歷了大失敗和大成功的國家,已別有深意,可以書成條幅,置於案頭,常常誦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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