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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見父親蔣介石的杭州市長周象賢，抗戰結束之後，又重做馮婦，回鍋當杭州市市長。杭州的兩年放浪形骸歲月，周象賢上下張羅，要跳舞找舞伴，要打牌找牌搭子，要喝酒找酒友，把蔣“太子”侍候得無微不至。杭州時期，是蔣經國在大陸，揹著蔣方良，夜夜笙歌、酒池肉林的一段荒唐歲月。蔣方良對那個階段的蔣經國卻依舊“所知有限”，偶爾靠屈指可數的姐妹淘，意在言外地暗示她留意丈夫在外行徑，但仍然無法嚇阻蔣經國在外的為所欲為。蔣方良沒有什麼籌碼嚇阻蔣經國貪腥，其理甚明，身在中國，方良完全要依靠蔣經國，對丈夫，只要他尚知道回家，只要他不變成拋妻棄子的“陳世美”，夫復何求？

蔣經國把“歡樂”留給自己，卻將“孤獨”送給蔣方良。這是青年蔣經國回到祖國之後，回報給昔日搭救恩人的第二件“禮物”。

國民黨大陸垮臺之後，周象賢曾任第三任臺北陽明山管理局局長，此時，侍候蔣經國的已經另有其人，周氏遂逐步邊緣化，“局長”一職，是周象賢在臺灣的最高頭銜。

周象賢雖然邊緣化了，但是，杭州時期他介紹給蔣經國認識的一群鶯鶯燕燕，卻還有人側身臺北官場，即使嫁作高官婦，卻仍與蔣經國維持私下來往，並且是蔣方良牌友常客的手帕知交，掏肝掏肺，委之以誠。蔣方良甚至到壽終正寢之日，都還不知道此姝曾經是丈夫密友。

從章亞若以來，這位杭州姑娘之後臺灣時期圍繞在蔣經國周遭的幾位女人，除了焦鴻英和丈夫眉來眼去，被蔣方良當場戳穿西洋鏡之外，對周遭的中國女人，蔣方良幾乎完全不設防，完全沒有“敵情觀念”。來臺初期的蔣方良，和大陸時期的她一樣，幾乎無日不生活在被丈夫背叛的陰影之中。

利用蔣方良的單純，利用蔣方良的寬厚，是蔣經國得以恣意縱情的根本原因，講得直接一點，蔣經國吃定了蔣方良對他無可奈何，吃定蔣方良必須完全依靠他，才可以在中國異邦安穩過日子。

歷經憂患和挫折，也歷經了各種風雨飄搖，各種大風大浪、飛短流長，從未讓蔣方良對丈夫的情感絲毫動搖。蔣方良雖為俄國籍，若論她對中國“三從四德”之服膺，則猶為中國婦女之所不及者。即使發現蔣經國有不軌的跡象，蔣方良不像一般中國婦女，善於“一哭二鬧三上吊”，縱使打翻醋罈子，大吵一架也就算了，事後向來是既往不咎。從這裡可以看出她因為身處異邦，被迫百分之百依賴蔣經國，她的無奈與無助，沒有任何人可以幫她解決。她成長於典型東正教俄國農村家庭，和她的性格有很密切的關係，東正教的精神特別注重家庭價值，所以她終生依附於蔣經國身邊，過的生活即使再苦悶、再艱辛，亦從來沒有一絲怨艾。

儘管生活在不斷被背叛的陰影中，但是，1950年以迄20世紀60年代初期，這十三四年當中，毋寧亦是蔣方良生命最有光釆、最富活力的一段歲月。我相信認識蔣方良的官太太，應該都會認同，長安東路時期的蔣方良，其實才是真正開朗的、陽光的蔣方良。蔣經國自己忙著當花蝴蝶，他自然無暇對蔣方良多所幹預。

剛來臺灣，大家普遍生活都很清苦，但是，精神生活反而很充實。由於官太太當時都很年輕，蔣方良剛屆近不惑之年，大家適值活力健旺的年代，聚會活動的機會也很多。加之蔣經國那時的職位比較低，不用講究太多的官場忌諱，和親朋故舊之間來往，也比較沒有強烈的階級觀念。他不但不限制蔣方良和官太太們經常往來，也經常吆喝男士們一塊兒加入太太的行列，時常在一起宴飲歡樂。

最常到長安東路18號和蔣方良聚會的，包括了張師太太、王叔銘太太、趙聚鈺太太、衣復恩太太、毛瀛初太太、明星花露水老闆的太太等人。還有少數幾位住在臺北的白俄婦女，他鄉遇故知，和蔣方良偶有往還。基本上蔣方良的朋友圈子，仍以蔣經國親朋舊部的太太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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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夜夜笙歌　蔣方良苦守空閨（2）

長安東路房子比較窄狹，不適合打牌，不過偶爾有官太太起鬨，湊夠了牌搭子，還是可以在房裡作方城之戲。

錙銖必較　為打牌傷和氣

大概因為不是出身富裕之家（按：蔣方良出身女工），先生收入又不高，生活拮据，蔣方良錙銖必較。輸錢的時候，脾氣很大，心情全寫在臉上，時常氣得把麻將牌往桌上甩，讓另外三家不知如何是好。慢慢一些官太太們知道她牌品不是太好，也就自動把輸贏弄小一點，而且偶爾放放炮，故意讓方良贏點小錢，大家都高興高興，彼此玩得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