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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論與舊道德》、《留學生》、《段派曹陸安福俱樂部》），另一篇是《長沙社會面面觀》，註明是由上海《時事新報》和北京《國民公報》、《晨報》摘出，內中有一節標題是“新文化運動”，很可能也是陳獨秀所擬。1920年3月20日，陳獨秀在上海青年會25週年紀念會上以《新文化運動是什麼》為題發表演說。《陳獨秀演說新文化運動是什麼》，《申報》1920年3月21日。演講稿隨即同題發表於4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5號上。陳獨秀在演講中提到“新文化運動這個名詞現在很流行”。周策縱由此推斷：“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大約在五四運動之後半年內逐漸得以流行。

新文化形成“運動”（4）

對於這一名詞的來歷，魯迅曾有過解釋。1925年11月，他在《熱風？題記》中說：五四運動之後，革新運動表面上“頗有些成功，於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這也就是後來又將這個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引自《魯迅回憶〈新青年〉和文學革命》，見《五四運動*》（上），第153頁。依照魯迅的說法，“新文化運動”最初實出自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之口。雖然如此，陳獨秀顯然坦然接受了。而胡適最初稱“新思潮運動”，見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是否有意迴避“新文化運動”這一稱呼則不得而知。

對新文化運動與五四學生運動的關係，向來有不同的說法。與後來史家以《新青年》創刊為開端不同的是，在20年代初，知識界所認知的“新文化運動”多以五四為端緒。1920年6月，鄭振鐸在《新文化運動者的精神與態度》一文中寫道：“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自發端以至於今，不過一年多，而其潮流已普遍於全國。自北京到廣州，自漳州到成都，都差不多沒有一個大都市沒有新的出版物出現，沒有一個地方沒有新文化運動者的存在。這個現象真是極可樂觀的。”鄭振鐸：《新文化運動者的精神與態度》，《新學報》第2號，1920年6月，收入《鄭振鐸文集》第4卷，第34頁。同年8月，陳啟天在《什麼是新文化的真精神》一文中，也申言“新文化運動已有一兩年”。陳啟天：《什麼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國》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1923年4月，陳問濤在《中國最近思想界兩大潮流》一文更明確指出：“凡稍能看報紙雜誌的人，大概都知道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發生了‘新文化運動’，隨著新出版物一天多一天，所鼓吹的，一言以蔽之，是新思想”。陳問濤：《中國最近思想界兩大潮流》，《時事新報》“學燈”副刊第5卷第4冊第29號，1923年4月29日。

就《新青年》和“新文化”在全國各地傳播的程序而言，“新文化運動”以五四為開端，大體代表了當時人較為普遍的看法。親身參與過運動的周作人在晚年回憶時仍堅持這一看法：“‘五四’運動是民國以來學生的第一次政治運動，因了全國人民的支援，得了空前的勝利，一時興風作浪的文化界的反動勢力受了打擊，相反的新勢力俄然興起，因此隨後的這一個時期，人家稱為‘新文化運動’的時代，其實是也很確當的。”周作人：《知堂回想錄》，第393~394頁。五四以前，孤軍奮戰的《新青年》顯然尚未形成“運動”的聲勢。在鄭振鐸的語意中，新出版物的大量出現，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大重要表徵。鄭振鐸專門就1919年中國出版界的情形作過分析，認為1919年中國出版界的成績，亦樂觀亦悲觀。樂觀的是定期出版物的發達，悲觀的是大多數文人還不夠覺悟，中國思想界沒有長進。後者主要指有價值的書籍出版太少。他說他看見許多朋友，每見一種雜誌出版，都去買來看，他們的案頭卻不見有別的科學的書籍。鄭振鐸：《一九一九年的中國出版界》，《新社會》第7期，1920年1月，收入《鄭振鐸文集》第4卷，第303~305頁。雜誌繁榮而書籍冷寂，大概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景觀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民國時期出版的相關辭書，也幾乎一致以五四為“新文化運動”之開端。如1930年出版的《中華百科辭典》對“五四運動”的釋義：“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界*示威之國民外交運動也……論者謂為新文化運動之始。”舒新城主編《中華百科辭典》，中華書局，1930，第94頁。又如1934年出版的《政治法律大辭典》對“五四運動”的釋義：“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