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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我為什麼要辯論？（1）

這部集子，以我幾年以來和吳敬璉、江平、茅於軾等人的“單方面辯論”為主幹。之所以說是“單方面”，主要是因為這些人從來沒有對我的批評正面回應過，甚至一直在迴避和我辯論。是不是我的觀點過於淺薄、不值得回應呢？有位朋友告訴我：在北京由眾多方家出席的學術會議上，我的觀點不斷地被提起來批判，甚至成為會議的主題，但批判者都回避提我的名字，好像生怕沾上是非。我的言論的“惡劣影響”，也是被這些人所深惡痛絕的。但是，他們選擇不直接透過辯論來清除這些“惡劣影響”。一些和他們志同道合的媒體開始拒絕刊登我的稿件。有的媒體曾千方百計地請我充當專欄撰稿人，但是，一旦我批評上述諸公的文章見諸於世，當初自己找上門來的熱情編輯立即中斷與我的聯絡，甚至連簡單的回信禮貌也不講了。總之，在“自由派”的主流知識分子和媒體中，我是個必須迴避的人。

為什麼他們對我的態度會這樣神神秘秘？這讓我想起一位編輯告訴我的“業內人士”對我的評價：“薛湧的文章，如同公牛闖進瓷器店，不分青紅皂白地亂砸一氣，什麼都不認。”在他這位好心人看來，一切都是因為我長期生活在國外，不瞭解中國的“國情”，不知道誰和誰應該是一頭的，乃至動不動會掉轉槍口，對這自己一方進行掃射。

在我看來，這也許恰恰說明了我這些文章的意義。

吳敬璉、江平、茅於軾這些人是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們是我們的時代英雄。這些人多半是右派，因為自己的獨立思想吃盡苦頭，並且是最先提出市場經濟改革理論、提出在中國建立西方意義上的法律體系的人。他們主張限制國家的權力、政府從社會經濟領域逐漸退出、給個人更多的權利、給社會更大的自由。所有這些，無一不表達了我所信奉的社會理想和價值觀念。既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同道，我為什麼還要反他們？這難道不是“公牛闖進瓷器店，不分青紅皂白地亂砸一氣”？這難道不是“大水衝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自家人”？這難道不是“立場不清”、“是非不明”？

可惜，此一時彼一時也。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們確實是時代的開創者。但今天，他們則經常是現存體制和既得利益的衛道士，甚至是“歌德派”知識分子。在兩年多以前重慶釘子戶事件中，吳敬璉和江平的表現就非常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這一點。眾所周知，重慶“最牛的釘子戶”之所以觸動了整個國家的神經，甚至演化為一個國際關注的事件，就是因為在二十多年的經濟起飛中，政治改革嚴重滯後，政府說是從經濟領域退出，實際上並沒有退出。特別是地方政府，經常靠出售權力為生。這就造成了官商一體、權錢交易的*。為之付出代價的，則是普通的老百姓。這在拆遷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開發商經常用金錢買通地方官員，後者一紙拆遷令，大批尋常百姓的祖產、祖居就被剝奪，受害者只獲得了很少的補償，甚至受到暴力驅趕。重慶“最牛的釘子戶”的誕生，是個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事件：這象徵著中國老百姓權利意識的崛起，象徵著他們開始向這種政府無所不在的權力、這種官商勾結的體制、這種權錢交易的*說“不”。而新技術手段所催生的“網路民意”，則使這種在過去是不可能的抗爭有了贏的機會。只有民眾在這個問題上能贏，國家的權力才能受到限制，政府才能真正從社會領域退出，經濟自由才能獲得充分的保證。但是，吳敬璉、江平們對此是什麼態度呢？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前言：我為什麼要辯論？（2）

吳敬璉因為提倡市場經濟，有了“吳市場”的綽號。但在這關鍵時刻，他無視大量拆遷戶的利益被侵犯、拆遷暴力事件成為家常便飯的事實，明確提出對拆遷戶“按市場價格進行補償是不合理的，因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其利益不應該完全給房主”（根據媒體的報道引用）。換句話說，如果你買了股票，幾年後股票價值上漲了幾倍，按他的理論，你的收益可以被政府合法收奪。因為股票價值的上漲是一種類似“全民成果”的東西，是別人努力的結果。你根本沒有介入企業的經營管理和生產過程，怎麼可以獨吞這家企業股票升值的果實？這就是他的市場邏輯。他所謂的“全民的成果”，其實就是全民所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礎。他在真正涉及老百姓的生活的問題上，徹底背叛了市場經濟的最基本原則。

江平被譽為是中國“民法三傑”之一，是《物權法》的起草人，被一些人視為是私有產權的守護神。在重慶釘子戶事件中，拆遷戶抗議說拆遷並不是出於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