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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很大的話語權力，都說了不負責的話，又不出來和人家辯論。這就是不負責任。比如張維迎的一流大學理念，對中國高等教育毒害甚大。我們的大學為此燒了多少納稅人的錢？我對他批評了，最近還寫了篇長文。他根本不懂什麼是一流大學。我指出來了，他出來認個錯，說自己誤導了大家，大學應該重視本科教育，不要競爭博士課程。這對社會還是個基本責任吧？我說的寄宿學院制度是一流大學的標誌，其實這種寄宿學院就是牛津、劍橋來的。他們不說話，我就得罵。罵到他們臭不可聞，瓦解其話語權力，以後再說不負責任的話，就不會危害那麼大了。

茅老相比之下確實是好人，至少自己還出來辯論。不過，他對罵人的看法，實在說明對*缺乏體會。罵人、謠言等等，在*社會有其正當的功能。特別是言論自由沒有的情況下，這是老百姓非常合理的反應。沒有這些，社會更不健康。這方面，像你這樣的人還是跳不出來。這不怪你們。中國學術界太差。這方面的研究沒有，你們無從瞭解。

經此一事，我有了覺悟。第一，中國一流的編輯，居然對言論自由的基本原則也不理解，也沒有意願堅持。我對他們多少有些高估。第二，他們都是很優秀的人，但是成長環境實在太差，對*沒有體會和知識，也沒有足夠的資訊去了解。所以，我應該減少和媒體的合作，即使還寫中文，也應該多寫書或長文。希望他們有一天會學到些東西。

所謂我“缺乏寬容淡定的美德”等等，是你錯了。不讓人說話，才是“缺乏寬容淡定的美德”。在公共場合激烈辯論，堅持自己的信仰，不惜得罪朋友，這叫公共道德。

再講一句八十年代的笑話。科學院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是當時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鋒，什麼事情都有自己的觀點。一次開會，劉再復來了，講了一通文學等等。他聽得不太明白，以為是保守派觀點，馬上要批。但學生見他要放炮，趕緊小聲說：“先生，劉再復也是搞思想解放的。”他聽了一楞：“什麼？是思想解放派？那就算啦。”

我不屬於這代人。我也不會先查三代後再對一個人的觀點進行評論或者批判。我針對的是觀點本身。編輯部則喜歡幕後做事，把事情私下襬平。我則就事論事，把一切亮到桌面上來。你覺得我對一個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說話不厚道。那麼請問：他說話對一些窮人就厚道嗎？看看網上的反應，至少許多人受傷害了吧？得罪網民並非不可以，我就經常得罪。但是，你敢得罪人，就應該容許別人得罪你。

說到底，對言論自由這一基本規則，你還是不理解。這實在太可悲了。

。　想看書來

就和《南方都市報》斷絕合作關係再答網友

以下是“海淀人”在我部落格中的留言：

我挺愛看薛湧文章，可讀性很強，但在茅於軾為富人說話的事上，我有不同看法。對茅於軾積極扶貧，薛湧說，“……從美國對貧困開戰幾十年的經驗，我們就不難發現，茅於軾所謂的……的理論，……美國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棟。”似乎美國做了什麼事情，在中國做做就不值一提了。可中國這樣的環境能和美國的市場經濟環境下相比嗎？茅對農民小額貸款的做法是在趟經濟的雷區（自己賠錢），法律的雷區（違法），和理論的雷區（弄個身敗名裂）。怎麼到了薛湧那裡幾句話就一點價值沒有了？怎麼就會讓農民更窮了呢？你個人想在中國貸點款子或放點款子試試。

薛湧極為反感茅舉任志強的例子。我也覺得任志強的名聲不大好。但你怎麼就不能理解保護富人也包括任志強這樣的富人，只要他們不違法就應該受法律保護。薛湧或其他人包括我都會說，現在的富人沒有乾淨的。可這是富人自己的問題嗎？法律和制度有漏洞是推動法律和制度進步的問題。茅於軾說的就是推動理論和法律去保護富人的事情。如果舉例子是一個勤勤懇懇，嚴格守法的富人，保護他們的說法不是廢話嗎？況且保護富人並不意味著不保護窮人啊，怎麼就一根筋呢？

薛湧說，“克林頓時代，才有兩黨合作下對福利制度的改革，逼著窮人擺脫對福利的依賴，最後大大降低了貧困率。”似乎美國對窮人非常狠。可你看看美國對不同收入的人的稅率一樣嗎？對低收入者子女補助救濟少嗎？很多方面比加拿大都強。例如幼兒園收費，急救費用減免。照你的意思，不給低收入人任何補助救濟就是提高“他們的自尊和自我期待”，擺脫“他們對救濟的依賴”？

最後有個意見，既然你強烈抗議馮一刀把電話曝光，你曝光南都編輯的信裡的內容是否地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