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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鐘三百七十多萬人民幣。在同樣的地方，民工一天干十幾個小時，一週六天，一個月六百多塊，還不能嫌錢少！布萊爾和民工，還同屬於一個人類嗎？中國的企業，如果支付不起民工體面的工資的話，怎麼能支付得起布萊爾的講演費呢？為什麼一些口口聲聲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當看到過低的薪水在市場上喪失了競爭力時，不建議自己的朋友按照市場規律提高工資，反而罵那些拒絕市場價格之下的工資的工人呢？

這一問題，更進一步說明了我一貫的主張：市場經濟需要文化的滋養，並不僅僅是個經濟制度的問題。從伯克以來西方保守主義傳統中一個重要的基點就是：健康的制度往往要從其原有的文化中自發生成。脫離了本土文化的脈絡，憑空加上一個人為設計的制度，甚至深信制度萬能、理性萬能，那麼這種制度的運作，就可能帶來法國大革命那樣血淋淋的悲劇。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動輒把自己的思想說成是“理性的”，把老百姓的情緒說成是“非理性的”，要社會按照自己的“理性”設計的制度強行運作。殊不知，他們所謂的“非理性”，體現的是社會傳統的價值觀念、行為習慣、道德標準。如果把這些都掃平，給社會強加上自己的理性，那就如同法國大革命或者*一樣，會給社會的機體帶來致命的打擊。

這種“非理性”所代表的文化價值和習俗，時時制約著“理性”的市場規則。比如北美殖民地時代，殖民地資源豐富，勞動力價格高於英國本土，購買力也非常大。同時，因為處於邊疆地帶，工業品奇缺，英國的日常用品在殖民地就變得奇貨可居。當時在殖民地開店出售這些工業品的商販，自然也大發其財。但是，當時流行的生意指南等書中明確告訴這些商販：發財後不要穿戴太招搖，否則鄰居會認為你從他們身上掙得了不合理的利潤。

可見，在最自由的市場經濟中，經濟競爭受諸如“不合理的利潤”這類文化概念和社會習俗的約束。你有進貨渠道和資本，你冒了風險，賺錢是合法的。但是，你如果賣給鄰居的東西太貴，使自己的生活水準遠高於鄰居們，就不為社會道德所容。這種道德，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仇富”，在客觀上制約了壟斷性的商業掠奪。

再看看東莞。東莞在改革這些年非常繁榮。這究竟是誰的功勞呢？如果按美國等西方社會的倫理，那一定是工人們的功勞，雖然企業家的功勞沒有人會抹殺。究竟企業家和民工的功勞誰大誰小，各佔什麼比例，這當然可以爭議。不過，大家怎麼爭論，也絕對不會把功勞算在布萊爾頭上。如果一個企業給自己的職工過低的工資，卻花天價巴結外國的權貴，你不能想象這樣的企業在美國這樣的社會能站得住腳，在我們這裡則很風光。

中國的市場經濟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企業不受社群倫理的壓力，老闆發了財後，不覺得欠了給自己一天干十幾個小時的工人什麼。民工不是自己的鄰居。大家的生活可以是天上地下。這樣，老闆們的心思全花在如何和外國的權貴交往、進入世界富人俱樂部、趕緊“入流”上面，而不是顧及鄰居的感情、用公益和體面的工資使自己成為社群內厚道的成員。這樣，中國民工創造的財富就進了布萊爾們的腰包。他們拿了這筆錢遠走高飛，不會用來拉動中國經濟的“內需”，民工則連自己孩子的教育費用都無法支付，導致的不僅是內需貧弱，而且是下一代勞動力質量的低下。這樣的“市場”，能夠帶來長久的繁榮嗎？

中國工人的月薪應該是多少？（1）

中國工人的月薪應該是多少？這當然應該和他們的貢獻成比例。不切實際的高工資固然會妨礙企業的競爭力；但過低的工資，不僅會造成社會的不公平，也會影響中國經濟的整體競爭力。所以，我們應該探討一箇中國工人理想的工資標準。

工人工資的基礎，是勞動生產率，即每小時或每年一個工人創造的價值。最近，聯合國公佈了世界各國工人勞動生產率的數字，以此再參照有關國家工人的平均工資，就可以建立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之間的關係。

根據聯合國的數字，美國工人一年創造63885美元的價值，居全球之首；愛爾蘭工人排第二，一年創造55986美元；第三是盧森堡工人，55641美元；比利時和法國分排第四、第五，各為55235美元和54609美元。

按小時算，挪威工人居第一，每小時創造美元的價值；美國工人第二，每小時創造美元；法國工人以半美元之差屈居第三。勞動生產率以年衡量和以小時衡量結果不同，主要是因為各國工人平均每年勞動時間不同。美國人一年工作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