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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李教授是從哪裡搬來的美國規矩？中國如今竟出現寫本小說也被判誹謗罪的事情。請問李教授希望把媒體管成什麼樣子？

李教授看不上印度的*，但是印度有些事情卻出奇地對他的胃口。比如，他指出《印度快報》非常嚴肅負責，理由之一就是主編是個經濟學博士。另一個理由，是人家監督政府，但“決不會對政府官員進行人身攻擊，所以政府官員大都是她個人的好朋友”。這家報紙知道一位國家領導人是同性戀，而且和一個未成年人有某種關係，但在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拒絕報道。

這就是李教授心中的理想社會：政府官員和媒體人士都成為個人層面的好朋友，政府官員和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媒體幫助掩蓋！這樣媒體還能監督誰呢？大家還記得克林頓的性醜聞吧。那還不涉及未成年人，但媒體連篇累牘。許多美國的老百姓反對因為這種私生活而彈劾總統，但沒有人說這種事情不該報道。耶魯一位大教授，因為和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不僅被媒體追蹤報道，而且現在還在聯邦監獄服刑。李教授等於公開提倡媒體要保護罪犯！彷彿一個人只要是個官，犯了罪也屬於私生活。

從主流經濟學家的種種言論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希望透過加強對老百姓的管制，而不是增加老百姓的權利，來尋求一種經濟發展的道路。他們希望建立某種壟斷性的權威，來抑制老百姓的政治參與。這是一種典型的右翼專制主義的寡頭模式。

哈耶克認為，從右翼專制向*過渡，比從左翼專制向*過渡要容易些。看看戰後的世界歷史，這話當然有些道理。但是，右翼的專制也是專制。*才是我們的社會理想。在1980年代，改革剛剛開始，“兩個凡是”的左傾勢力是改革的主要障礙，所以那時反左是我們首要的歷史使命。如今，當年那些原教旨的左派基本上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中國已經經歷了深刻的歷史轉型。在一個新的歷史關口，右翼專制主義正在成為對自由的主要威脅。主流經濟學家們利用人們對左派的恐懼，口口聲聲地說要“騙出一個好的制度”。我孤陋寡聞，見過“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騙”，還沒有見過“此地有銀三百兩”式的“騙”。既然要騙，怎麼能先把自己的底牌告訴人家？看來，他們要騙的並不是左派。他們是透過聲稱騙左派來讓老百姓閉嘴，讓追求*的人們放鬆警惕。這樣他們可以在阻力最小的情況下建立右翼專制主義的體制。這才是騙人者藏而不露的底牌。所以，我們這些夢想著一個經濟發達、政治*的中國的人，到了和他們分道揚鑣的時候了。

收一收既得利益的心態

我在部落格中寫了一篇《財閥學閥，欺行霸市》的文章，批評房產大亨任志強和北師大教授董藩關於房地產業不能公佈成本的理論，立即引來兩人的連手反擊，在網上鬧得頗為熱鬧。可是，兩人的反擊，迴避了我的中心問題，董教授更是訴諸歪曲謾罵的手段，頗能表現中國既得利益集團的心態。

本來，我的批評最初還不是針對任志強。他是個生意人，要說對生意有利的話。這樣做合法也合情。我對他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他過去對窮人侮辱性的言論。這次之所以站出來說話，主要的導火索還是董藩先生髮明瞭公佈房地產成本是創造“國恥”的理論。我的觀點很清楚：中國的平民百姓（包括那些富裕到能夠購買商品房的人），把自己一生最大的積蓄用來購房，他們當然有權利知道用自己一生心血購來的房子的造價和成本是多少，而且這種造價和成本是可以核算的。第二，我並不因此反對市場邏輯。相反，我明確提出公佈成本和房地產公司的自由定價權是兩回事。經濟適用房的利潤率受政府的有關規定的約束，商品房的利潤率則不受這個控制。你的成本越低，售出價格越高，說明你的經營越有效率。這是市場邏輯。不過，市場越透明，消費者對產品越有知情權，市場的執行才越健康。

對此，任志強出來反駁，說我不懂中國的有關法律規定，不懂中國的土地是國有，美國是私有，不懂公司經營成本與專案開發成本的區別等等。其實，我從來沒有說中美土地所有權是一樣的，更沒有說成本不能有不同的演算法。我的基本立場是，儘管有不同種類的成本，土地所有權也影響房地產公司的利潤，但這些成本核算應該公開，讓消費者看清楚自己的錢花在什麼地方。

這樣驢唇不對馬嘴的反駁，說明了任志強的心態。他文章開篇就說：“對房地產問題的爭論，似乎已成為任何想引起人們關注並藉此成名者的階梯。於是不管是從事此行業、研究此行業的人；還是根本就對此行業一無所知，或研究領域與此行業毫不